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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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委员会 新闻出版署


当前高校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

1988年11月4日，国家教委、新闻出版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校出版社恢复和发展得很快，现在已有81家，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为高等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为了进一步推动各高校出版社深化改革，加强基础建设，出版更多更好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设成为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水平、高效益的学术出版基地和宣传舆论阵地，按照党的十三大精神和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关于出版社改革和图书发行改革的意见，提出如下意见：
一、贯彻和落实国家对高校出版社（含高校联合出版社）的各项经济政策
1．税收政策按现行办法给予执行。
2．高校出版社的出版物，总的应坚持保本微利的政策。按照新闻出版署（88）出电字第65号通知的规定确定一般图书的价格。大中专教材的价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和部署逐步调整。在教材价格理顺以前及实行出版专业分工的条件下，应按照国家教委、财政部、国家出版局《关于下达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定额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给予补贴。从1989年起对出版社核定教材出版亏损补贴控制指标，各社按原规定的办法申报。为了鼓励高校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各校可以设立基金，或在科研事业费及相关科研项目中予以适当补贴。
3．鼓励各校筹措出版基金，资助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出版。基金的来源为：
①学校各种预算外收入；
②出版社的部分收益；
③校友、海外侨胞、国际友人的赠款及企业和社会各界的赠款等。
4．在按专业分工出书的现行体制下，高校出版社在坚持把出版教材、教学参考书及其他教学用书作为首要任务，出版科学著作作为重要任务，保证教材和学术专著成为出版物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出版一些本校专业范围内其他层次的图书以及少量相关或相近学科的图书。
二、加强和完善出版社的体制改革和建设
1．逐步实行和完善社长负责制，适当下放办社权限。
①选题权：高校出版社选题计划由出版社编制，按规定程序申报。
②人事权：高校出版社社长由校长任免。社长提名副社长和正副总编辑，由学校任命。社内机构的设置和各科室负责人，由社长确定和任免，报学校备案。高校出版社要逐步实行全员聘任制和奖惩制度，优化劳动组合，提高人员素质，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
③财权：高校出版社是教育事业单位，由学校统一管理和核算，有条件的可以实行单独核算，内部采用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其收益除用于自身建设和出版教材、学术著作的亏损补贴外，收益较多的出版社可适当上交学校一部分。
对于出版社由于非经营性原因而产生的亏损，应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给予适当补贴，并保证其工作人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及业务费用。
出版社的基本建设、设备投资，应列入学校的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社长负责制的出版社，实行社长任期目标制和责任制。社长必须保证出版方针的贯彻，出版任务、建设计划以及各种经营指标的完成。
2．高校出版社要按任务实行定编，任务的确定应与本校的师资力量，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发展相适应；同时，也要把主管部门委托的本地区或本系统高等学校的出版任务适当考虑在内。
出版社的编制可参照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委属高等学校出版社（含所属印刷厂）确定人员编制的意见》中的有关条款确定。尽可能利用校内兼职编辑承担编辑任务（约1／4左右）。高校出版社编辑中的高级职务比例参照学校教师比例确定，出版专业职务的评审权，也要参照教师系列，逐步下放到学校。
3．高校出版社一般为系处一级建制，但对少数任务重、规模大，经学校批准，报主管部门备案，也可以高于系处一级的建制，配备相当于“三长”一级的专职领导干部。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出版社自身的活力
在目前我国发展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高校出版社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办社方向，同时又要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原来的体制，提高竞争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实现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的转变，做到学术性与生产经营性相结合。
要提倡解放思想，勇于实践，一切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改革，都允许试验。改革工作必须在学校统一领导下，从各社具体情况出发，因时、因地制宜，不要强求一律。
当前出版社的改革工作要抓好以下六个方面：
1．优化选题，改善图书结构，提高图书质量。
这是出版社深化改革的首要任务。出版社首先要择优保证教材和学术著作的出版，同时抓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其他各种图书的出版，加强外向型图书的出版。


要努力减少质量一般、内容平庸的图书，坚持不出坏书和低级庸俗、内容不健康的图书。
2．积极推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坚持按劳分配，敢于拉开差距。
高校出版社编辑部门的责任制，必须有保证社会效益、保证教材和学术专著等重要出版任务的要求和措施，也要有利于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比较好的图书。适当限制编辑人员超定额的报酬，提高为出版社争取较大声誉和经济效益的图书的奖励，贡献大的要重奖。鼓励编辑人员深入教学、科研、生产的实践，增强经营意识。
出版部门的责任制，要有利于提高出版物装帧、设计、印制的质量，降低出版成本，缩短出版周期，鼓励出版人员又多又好地完成各项任务。
发行部门的责任制既要有利于推动多卖书，又要注意社会效益，使发行难度较大的好书更多地发行出去，降低发行成本，提高利润率。
有条件的出版社可以试行向学校经营承包，承包应有提高社会效益的要求。推行各种形式的的经营责任制必须实行考核和质量检查制度。
3．增强出版社的经营机制。
出版社要加强市场调查，注意信息反馈，调整图书结构，提高竞争能力。
出版社要努力加强经营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当前要特别加强纸张和书库的管理、纸型管理、工价的核算和书款的回收等薄弱环节。
出版社可以按照规定适当开展多种经营，提高自我发展能力。可以根据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管理局《关于报社、期刊社、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及国家教委关于在高等学校开展有偿服务的规定，开展有关业务。
出版社要努力为读者和作者服务，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
4．开辟多种渠道，扩大出版能力。
做好协作出书有利于解决高校“出书难”的问题。目前协作出书范围应严格限于教材和学术著作、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类图书。各出版社首先应该积极承担本地区或本系统内学校的协作出书任务。协作出书要经过出版社定题、终审、终校。出版社对兄弟院校协作出书除税收外还可收取少量的费用（主要是审校费），有盈利的可收取少量的管理费（一般不超过5％）。各部委规划内的和各部委委托出版的教材，原则上不属于协作出书，如有亏损，出版社可按教材补贴的有关规定申报。其余协作出版的自编教材，如有亏损，而核给出版社的教材补贴无法解决的，可以由委托学校或作者给予适当资助。已向国家和学校领取出版补贴的图书，不再向作者收费，或要求作者自销。严禁“卖书号”。


5．大力加强和改进发行工作。
发行工作是出版社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加强对发行工作的领导，提高发行工作的地位，改善发行工作的条件，积极推进发行工作的改革。
在继续充分发挥新华书店重要作用的同时，努力办好高校联合发行系统，积极扩大和搞好自办发行。高校出版社自编教材可根据国家教委、原国家出版局《关于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发行工作的补充通知》办理。
专业性的图书可通过专业系统，实行对口发行。
所有高校出版社的发行网点绝对不许经销非法出版物和低级庸俗、不利于两个文明建设的图书，不许张贴和散发内容低级庸俗、不健康的图书广告和宣传品。
6．开展对外合作出版业务，建设外向型出版基地。
高校出版社要努力发挥各自的优势和特色，积极争取向外出口各种中、外文版图书，有条件的可与外国和港台地区出版商进行合作出版和开展其他各种有关业务的合作。在开展对外合作时，要遵守有关部门的各项规定。为了适应今后的发展需要，主管部门可以下放权力和简化手续。


论合同自由原则

齐艳铭 （中邮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律顾问 100037）


引 言
历史跨入到21世纪，中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的浪潮，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新世纪伊始，中国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WTO，为中国走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提供了无限空间，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不仅仅直接冲击到我国的经济发展，而且对我国现今的法律制度，尤其是中国尚不发达的私法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合同法作为私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法律制度，无疑受到的冲击更大。而“合同自由”是贯穿合同法始终的灵魂，在今天，我们来探讨合同自由的价值则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合同自由的含义
　　所谓合同自由，是指当事人依法享有缔结合同、选择相对人、选择合同内容、变更和解除合同、确定合同方式等方面的自由。在西方国家的合同法中，合同自由是合同法最基本的原则，是贯穿于合同法的一条主线，是研究合同法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深入探讨合同自由的含义；具体而言，合同自由包括以下五方面
内容：　
　　第一、缔结合同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均有权选择是否缔结合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决定合同内容等方面自由的前提。如果当事人不享有缔结合同的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决定合同内容的问题。
　　第二、选择相对人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自由决定与何人订立合同。此种自由通常可以包括在缔结合同的自由之中，但也可以与其相分立。例如，在现代社会某些公用事业服务领域不存在竞争，公用事业组织利用其垄断地位，以标准合同方式从事交易时，消费者则别无选择。也就是说，他们很难享有选择订约伙伴的自由，但他们毕竟享有订立契约的自由。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选择缔约伙伴的自由和缔结合同的自由还是有区别的。也正是这种区别，使我们看到，要真正实现该项自由，必须以市场交易中有大量的参与主体存在为前提。因此，这项自由能否在市场交易中实现，关键在于有一个充分的完全竞争市场存在。
　　第三、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
　　指双方当事人有权决定怎样缔结合同具体条款的自由。从自由决定合同内容上说，当事人有权通过其协商，改变法律的任意性规定，同时也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有名合同之外，订立无名合同或者混合合同。但是，合同的内容若违背了法律、法规的强行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要求，则将被宣告无效。
　　第四、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
　　指当事人有权通过协商，在合同成立以后变更合同的内容或解除合同。如前所述，当事人享有的合同自由，首先包括缔结合同的自由和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既然当事人可以自由缔结合同，当然也可以通过协商自由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决定合同的内容，同样可以通过协商变更合同的内容。因而，变更和解除合同的自由也是合同自由的组成部分。
　　第五、选择合同方式的自由。
　　指缔结合同的形式由双方当事人自由选择。古代法律曾经十分注重合同的缔结形式及程序，如古罗马法对买卖的仪式做了具体规定，被称做“曼兮帕蓄”。（１）近代法律则崇尚形式自由，随着经济生活节奏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合同法越来越注重交易形式的简化、实用、便捷、经济，从而在合同方式的选择上以“不要式为原则，以要式为例外”。（２）
二、合同自由原则在新合同法中的体现
在新合同法出台之前，中国处于“三法鼎立”的局面。三部旧合同法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痕迹，他们强调国家有权干预当事人的合同权利，严格限制当事人的合同自由。新合同法取代旧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进步，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合同管理方面，新合同法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政府对合同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合同管理，而合同管理是与合同自由相矛盾的。从合同管理制度的产生来看，它反映的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要求和观念，与市场经济不相协调。而且，合同管理明显属于公法的范畴，新合同法作为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是不能予以规定的。原经济合同法设有“经济合同的管理”一章，而新合同法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取消合同管理一章，只规定第127条列入总则。可见，从立法体例上看，相对于旧法而言，新合同法已大大减少了政府对合同的行政干预。
（二）、在合同的订立程序方面，新合同法第一次在新中国合同立法中系统、完整的规定了要约与承诺制度。
要约和承诺是订立合同的必须程序，一方面，这一缔约制度包含了当事人意志自由、双方的合意本身即可构成合同并产生相当于法律效力的思想，是私法自治、合同自由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约与承诺制度所具有的严格的程序性，又为合同自由原则在缔约阶段的实现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三）、对合同形式的规定，新合同法采取了十分宽容的态度。
原经济合同法规定，除即时清结者外，经济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第3条）。涉外经济合同法也规定，涉外经济合同应采用书面形式。至于口头合同和其他各种非书面合同是否应被法律允许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采取非常宽容的态度。该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并且新合同法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对以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形式订立的合同也予以认可。应该讲，这是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的重大突破，这不仅适应了现代商业运作的便捷和经济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缔约自由。
（四）、在合同内容方面，新合同法对合同主要条款只做一般性规定，使得当事人有充分的自由决定缔约内容。
原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经济合同应具备以下条款… …”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合同一般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从立法语言上来看，经济合同法规定较强硬，涉外经济合同法较之有所松动，但二者均将合同主要条款作为合同成立的前提，这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当事人有权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新合同法第12条明确规定：“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可见，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决定缔约内容的自由。
（五）、在合同效力认定方面，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选择，这一点主要体现在新合同法对可撤消合同范围的规定。
所谓可撤消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因意思表示不真实，因此经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可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大陆法国家大多将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归入可撤消合同的范围。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在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的情况下，可以经利害关系当事人的请求，撤消该合同，使其发生的法律关系归于消灭。可见，我国民法并未将因欺诈、胁迫以及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作为可撤消合同来对待，而是作为无效合同来处理的，这一点与国际通行立法是有差距的。而新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使可撤消合同的范围扩大到了因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等原因做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这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也达到了与国际接轨。
（六）、在违约责任制度方面，新合同法充分体现合同自由。
违约责任，又称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是指合同当事人因违反合同债务所应承担的责任。违约责任的承担，主要是通过支付违约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合同违约金在原经济合同法与涉外经济合同法中有不同的规定。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应起到威慑合同违约的作用，因此违约金的作用应是惩罚性，赔偿性仅居第二。（见经济合同法第31条）涉外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只能用以赔偿损失，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双方均无权对对方进行惩罚。（见涉外经济合同法第19条）新合同法基本上采纳了原涉外经济合同法的观点，对违约责任的规定表现出很大程度上的任意性（见新合同法第114条第1款），即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一方的违约责任可以做出事先安排。具体表现在，当事人可以事先约定违约金的数额幅度，也可以预先约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对于违约责任的事先约定，从根本上说是合同自由原则决定的。而原经济合同法认为违约金具有惩罚性作用的观点明显带有国家意志向合同违约责任制度渗透的倾向。因此说，新合同法在违约责任制度中，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
（七）、在平衡当事人意志与国家意志方面，新合同法充分尊重当事人意志，即在不违反法律与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当事人意志较国家意志优先适用。
一部详尽规定的合同法均要求当事人的意志无条件服从国家意志，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立合同。新合同法较好的处理了二者的关系，允许当事人的意志在一些条件下不同于国家意志，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规定了大量的“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的条款和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的条款。
2、新合同法的一些规定只适用于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也就是说，只有当事人意志不明时，某些国家意志才得以适用。例如新合同法第306条规定：“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对包装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的规定。”由此可见，合同法的这些规定，不能优先于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只有在当事人约定不明、其意思内容依法不能确定时，才作为当事人意思表示空白的补充来适用。
三、诚实信用—矫正合同自由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人类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变化，原先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不复存在。随着垄断的出现，劳动者与雇主、大企业与消费者、出租者与租借者之间地位的不对等日益明显，彼此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反映在民法领域，传统民法所推崇的合同自由原则受到怀疑。对合同正义的追求，成了现代合同法矫正合同自由的一把锐利武器，这种矫正主要体现在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为本位，诚实信用原则则以社会为本位。所谓诚实信用，其本意是自觉按照市场制度中对待的互惠性原则办事。（３）诚实信用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均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４）我国新合同法明确确立了这一原则（第6条），并且，新合同法将这一原则贯彻到整部合同法当中，使之非常丰富，而不是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合同成立前，规定先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只有合同成立后双方当事人才互负权利义务。而现代合同法则规定合同成立前，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形成“合理信赖利益”由此派生出相应的协作、通知、照顾、保护及保密等附随义务。这种附随义务在合同订立阶段称为先合同义务，违反此义务的当事人应承但缔约上过失责任。新合同法第43条对保密义务的规定便是典型的先合同义务，第42条则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
（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规定附随义务。
新合同法第60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规定：“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三）、在合同终止后，规定后合同义务。
传统民法认为合同终止后，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归于消灭；而现代民法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为更周到的保护当事人利益，创设出后合同义务。如新合同法第92条规定：“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当事人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作、保密等义务。”
诚实信用原则有效弥补了合同自由对合同正义背离的不足，因此，诚实信用原则被奉为“帝王条款”而得到遵守。
四、确立合同自由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对合同自由造成了诸多误解，合同自由做为社会主义计划原则的对立面受到众多指责。例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第4条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做为订立经济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合同自由在当时并未得到认可，甚至一度被当成资产阶级民法理论加以批判。直到民法通则出台以及1993年修改经济合同法，合同自由原则才逐渐得到认可。新的统一合同法第三条、第四条可以认为是对合同自由的规定，尽管仍未使用“合同自由”一语，但这部合同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得以确立，在中国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