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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暴力”的责任的探析

曾新宇

[内容摘要] “网络暴力”是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对当事人的隐私、名誉等权利造成严重的侵害。此时，网络服务提供商以及“网络暴力”的发起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责任属于共同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责任的两个主体应当按责任的大小负连带责任。

[关键词] 网络暴力 共同侵权 侵权责任 网络名誉隐私侵权


一、问题的引出
“张殊凡事件”中，仅因为一句“很黄很暴力”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兴趣，将一个年仅13岁的女孩置身于一场“网络暴力”之中，大量隐私的曝光可想对一个少女的心灵有多大的伤害；“铜须事件”中，网友更竖起“以键盘之手，斩奸夫之头”的旗帜，在事实未经证实的前提下，开始了一场网络的讨伐，令当事人及家人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到最近的“摸奶哥”事件，“摸奶哥”与之身旁女子身份的曝光，虽然网络并没有后续报告，但可想而知，一个大学女生的矜持与颜面早已被网络践踏得所剩无几。面对“网络暴力”形成滥发之势，及其带来的无数苦果，笔者认为应该为“网络暴力”找到一个“买单人”，找到一种对受害人负责的纠责机制。
“网络暴力”是不同于现实生活中得拳脚相加血肉相搏的暴力行为，而是在网上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造成当事人名誉损害。对当事人的隐私、名誉等权利造成严重的侵害。“网络暴力”由于侵害受害人多种权利，具有违法性，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侵权人即使是躲在网络这片迷雾之后也是莫例外的
现行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均不得利用各种形式侮辱、毁损他人的名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140：“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以书面、口头等形式诋毁、诽谤法人名誉，给法人造成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法人名誉权的行为。网络是科技发展的产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网络空间尽管是虚拟的，但通过网络的一举一动折射出来的人的行为，却是实实在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利用互联网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让人，侵犯让人合法权益构成侵权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上述法律的运行适应了新时代对于高科技发展的要求，填补了我国法律在网络方面规制方面的空缺。但现行法律的规定，，只是限于对现实生活中得事件的限制与规范，对于网络名誉隐私权的规范只是简单套用了现实法律问题的规定。网络名誉隐私的侵犯却是没有依据网络的性质的特殊性进行更多的规范，导致受害人由于“网络暴力”等恶行受到侵犯并造成严重后果，却找不到一个承担责任的责任人。因此笔者认为网络名誉隐私侵权不同于普通的侵权，我国法律应该就其性质规定合适的责任及归责原则。
二、该问题的性质
“网络暴力”的侵权责任具有其特殊性，它与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侵权有所不同，主要表现在其责任主体、引起损害发生的行为及法力关系的性质、因果关系等状况均不相同。因此，它与普通的侵权责任相比，网络名誉隐私的侵权责任的性质亦有其特殊性。
首先，它属于共同侵权责任。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合法民事权益造成损害，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各国法律均规定共同性为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但究竟为“行为共同”抑或是“意思共同”各国法律均未规定，而各国学者们对共同性的理解又多有不同。客观说否认共同侵权的构成需要加害人的意思联络，正如民法学家史尚宽所言：“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犯不同，尚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 主观说认为加害人间不仅需要行为之分担，且须有意思之联络（即共同意思），至少限度，亦须有共同之认识方可，否则若偶然的数人行为结合时，即很难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我国民法学者王利民也认为共同侵权行为本质特征在于数个行为人对损害结果具有共同过错，既包括共同故意，也包括共同过失。折中说认为，判断数个加害行为是否具有共同性或者说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分析，才能兼顾受害人利益和加害人负担，进而实现侵权行为法平衡社会利益的主要功能。德国学说认为数人虽然没有意思联络，若对共同所生的损害部分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各人负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2004年5月1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两 人以上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致人损害，或者虽无共同故意，共同过失，但其侵害行为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结果的，构成共同侵权，应当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规定承担连带责任。两人以上没有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但其分别实施的数个行为间接结合发生同一损害后果的，应当根据过失大小或者原因力比例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从扩大责任范围、及时填补受害人的损失出发，认为数人虽然没有意思联络，若对共同所生的损害部分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各人负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构成共同侵权行为。
共同侵权行为的特征有三个：一是主体的复合性，即有两人或两人以上的加害人存在；二是行为的共同性，即数人之行为相互关联。构成一个统一的致害原因；三是结果的单一性，即共同的加害行为所生之损害结果为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其中，行为的共同性是共同侵权行为最为本质，最重要的特征。就共同侵权行为的特点分析网络名誉隐私侵权的性质：
1、主体的复合性，在网络名誉隐私侵权的形成中包括两个主体，“网络暴力”的发起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者即是提供了技术条件，诱导、促进了这场“暴力”的网络服务提供商。普通的运载者（电话、电报公司）对于通过他们的服务进行发布或传输的信息内容没有实际的控制权，因此，他们对于侵权是没有责任的。而书籍、报纸出版者或电视、广播电台应到承担侵权责任，因为他们对于出版物形式足够程度的编辑控制。因此问题的重点就落在了：服务提供商是否对于其提供的信息由足够的控制力，他是一个普通的运载者还是作为出版者。从现行中国服务提供商的情况来看，各个服务提供商都有其自有的规则，对于信息内容的删除及编辑。很显然的是作为一个“出版者”的姿态，对于提供的信息做了删除及编辑，决定了读者的所读到的内容。因此服务提供商显然应该作为“网络暴力”共同侵权的主体。
2、行为共同性，数人虽然没有意思联络，尚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对网络名誉隐私侵权于中，服务提供商与信息的发起者并没有意思的联络，但两个行为却是具有关联性的，信息发起者的侵权性的言语是由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技术条件，或诱导、促进了直接侵权的发生，服务提供者未对侵权性的信息进行及时的删除编辑，造成对受害人的消极性影响。两个行为缺其一都无法构成网络名誉隐私侵权，两个行为具有关联性，具有行为的共同性。
3、结果的单一性，信息发起者滥用表达自由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的行为，服务提供商对于该言论的放任，为其提供便利，促进侵权行为的发展的行为。都同一导致当事人名誉损害。对当事人的隐私、名誉等权利造成严重的侵害的结果。
因此，网络名誉隐私侵权由其特性决定应是一种由“网络暴力”最初的发起人与服务提供商共同形成的共同侵权责任。“网络暴力”不是一个或两个声讨帖就能造成的，网络暴力的巨大杀伤力，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参加口诛笔伐的网民，由于他们网民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且网络的匿名及不稳定性的特点，因此想要用一种法律机制在上亿的网民中起到很好的约束及规范作用而避免“网络暴力”的发生，是及其不现实的。很有可能让最初发起人这个“罪魁祸首”逃之夭夭，并且这只能“治标”，无法“根治”。而网络提供者虽然并未实施直接侵害名誉权隐私权的行为，但却提供了技术条件，诱导、促进了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构成事实上的共同侵权。
其次，它属于民事责任。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构成民事侵权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暴力”行为是服务提供商与发起人在网络上发布受害人的隐私或对受害人的名誉等进行毁损，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名誉权，隐私权，应当按照《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第六条第二款中规定依法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再从共同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看，“网络暴力”涉及的侵权责任，并不是刑事责任，“而是一种民事法律责任”，“是一种民事性质的赔偿责任”，“它适用民事赔偿和民事补救的方法。”
综上所述，因“网络暴力”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服务提供商与发起人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责任，这种责任属于共同侵权责任，属于民事责任

三、网络名誉隐私侵权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网络暴力”为共同侵权，因此，其归责原则应当与共同侵权归责原则一致，共同侵权的归责原则为“过错责任原则”。因此，网络名誉隐私侵权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对于“网络暴力”事件的发起者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因此，笔者在此将着重的讨论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及其构成要件。
归责原则决定责任的构成。根据过错责任原则，服务提供商构成网络名誉隐私的侵权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四个要件：
1、服务提供商提供服务的瑕疵行为。具体分析，这一要件包括下列要素：第一：服务提供商对于提供的信息的责任。从现行中国服务提供商的情况来看，各个服务提供商都有其自有的规则，对于信息内容的删除及编辑。很显然的是作为一个“出版者”的姿态，对于提供的信息做了删除及编辑，决定了读者的所读到的内容。因此服务提供商对于其所提供的信息侵害了他人权利的行为应付赔偿责任。第二：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存在瑕疵，在其所提供的侵权的信息已经大规模传播，并对受害人造成严重的后果，且在受害人的一再警告要求删除的情况下，服务提供商一再坚持侵权行为，不履行所享有的对于版面上的信息进行监督管理的义务。
2、公开的隐私及毁誉性言语涉及的第三人遭受到损失。信息发起者滥用表达自由发表具有攻击性、煽动性和侮辱性的言论的行为，服务提供商对于该言论的放任，为其提供便利，促进侵权行为的发展的行为。都同一导致当事人名誉、隐私的损害。对当事人的隐私、名誉等权利造成严重的侵害的结果。
3、第三人遭受的损失与服务提供商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式一切侵权责任共有的构成要件。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的瑕疵行为属于侵权性的民事责任，也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即第三人的损害是由服务提供商的行为所致，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由于主体的原因，就不详细讨论了。总体上说，服务提供商的行为在民事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应当遵循民法中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理论，“理论界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应当采取直接因果关系学说处理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系。”
4、服务提供商主观上存在过错，即服务提供商对瑕疵提供服务的行为存在主观上的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这是过错归责原则的要求和体现。因此在判断服务提供商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应当证明受害人已经明确的提醒过服务提供商并要求其停止侵害行为，或服务提供商已经或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对于受害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继续其侵害行为。
四、“网络暴力”的损害赔偿
“网络暴力”属于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应付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体现为：（1）受害人有权向共同侵权人行为人的全部或不认请求赔偿全部损失，共同侵权行为人中得任何一个或数人都有义务向受害人赔偿全部损失；若共同侵权行为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向受害人赔偿了全部损失，则其他人的赔偿责任消失。 （2）共同侵权行为人之间虽然对受害人的损害承担连带责任，但共同侵权行为人内部应当根据共同侵权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以及对损害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为依据进行责任确定。
“网络暴力”中作为共同侵权人的信息发起者和服务提供商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但在连带责任中需要对过错程度以及损害所起的作用的大小为依据进行责任的认定并确定赔偿份额，因此在责任认定的重心就落在了共同侵权信息发起者和服务供应商两者的过错程度及损害所起作用的认定上。下面将结合实务找出一种适合于“网络暴力”这一特殊共同侵权的纠责机制。
在实务当中，“网络暴力”的发起通常分为以下两种：一是，由一件客观的事情的出现，而引起众多网友的好奇、义愤、谴责等情绪，通过网民间自主性的一问一答方式去侵害受害人的隐私、名誉等权利。这种侵权行为没有确定的发起人，而是来自成千上万网名的口诛笔伐，由于网民在数量上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且网络的匿名性及不稳定性的特点，很难找到确定的侵权人。这类侵权较为典型的为：“张殊凡事件”、“死亡博客”、“虐猫事件”等事件。二是，由于一人的恶意，故意将他人的隐私置于网上或故意发布一些有损他人名誉的言语或事实，借网络的舆论攻击、伤害他人，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这种侵权通过调查是可以确定侵权信息发起人的固定身份的。这类侵权较为典型的为：“摸奶哥事件”、“铜须门事件”等事件。
由于两种“网络暴力”类型的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在实务中应该对于两种类型的侵权采取不同的纠责模式。
首先，对于发起者不确定的“网络暴力”侵权，笔者认为在归责的时候，服务提供商应该承担全部的责任，原因如下：1、此类的侵权，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发起人，而是由于某件客观的事件，让网友产生了好奇、义愤等共鸣情绪，这类侵权结果不是一个或两个声讨的帖子就能造成的，而是来自成千上万的参加口诛笔伐的网民，成千上万的网友的言语中可能或多或少的涉及侵犯受害人隐私或名誉的言语，但仅凭一两个网友的一两句的声讨，并不能产生最后的严重性的侵权后果，因此，很难将一个或两个网友作为这次网络侵权的具体的侵权者。且由于网络的匿名及不稳定性的特点，想要将众多网络中虚拟的人与现生活中具体的人相对应是及其不现实的。因此很难让具体的网友承担责任。2、从现行中国服务提供商的情况来看，各个服务提供商对于信息内容的删除及编辑都有其自有的规则。很显然的是作为一个“出版者”的姿态，对于提供的信息做了删除及编辑，决定了读者的所读到的内容。因此在这场没有发起人的侵权行为中，服务提供商作为唯一可以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的一道防线，但服务提供商并没有在此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导致了严重的侵权结果。因此服务提供商在这场“网络暴力”侵权中是负主要过错及对损害结果是其主要作用的，是应该负起全部的侵权责任的
其次，对于由于一人私人目的，而恶意发起的“网络暴力”侵权，笔者认为在归责的时候，“网络暴力”的发起人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服务提供商承担次要责任，当然这种责任是一种连带的共同侵权责任，原因如下：1、信息发起者，由于自己的目的，故意将他人的隐私置于网上或故意发布一些有损他人名誉的言语或事实，借网络的舆论攻击、伤害他人，造成一定影响的。已完全构成了民事侵权的要件，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并在这类的“网络侵权”中对损害结果起到了主要的作用。2、虽然，服务提供商作为编辑和删除信息的一个类似于“出版者”的角色，是可以制止侵权行为发生的一道重要的防线，应尽到规范信息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信息发起者具有恶意性及有目的性行为是很难制止和防范的，因此服务提供商虽然应对其疏于管理而担负一定的责任却不应该由于他人恶意、有目的、有预谋的行为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否则，就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因此在这类侵权中，“网络暴力”的发起人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服务提供商承担次要责任。
参考文献：
【1】李仁玉、《比较侵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3】约纳森•罗森诺、《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版
【4】格拉德•佛里拉、《网络法——课文和案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5】商建刚、《网络法》、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
【6】王四新、《网络空间的表达自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7】张平、《网络法律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略论经济立法权

　李建华（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长春，130012）

　一、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

如果仅从字面理解，经济法立法权即关于经济法的立法权，但是，倘若进行深入分析，就可发现经济法立法权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而要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首先应该从经济法立法的概念入手。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经济法立法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经济法立法权的准确把握。

我国理论上至今尚未严格区分“经济立法”／经济法立法”，把两者直接或间接简单混同，替代使用或模糊使用，而没有注意到两者存在的区别，人们往往在使用本来意义上的“经济法立法”时，也以“经济立法”来替代之，反之亦然。笔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和术语，两者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区别：首先，从字面解释上看，“经济立法”既可指为了调整经济关系而进行的一切立法活动，也可与“经济的立法”等同，指关于调整经济关系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经济法立法”从动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专门性立法活动，从静态上看是指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通过立法活动形成的各种经济法律、法规渊源。简言之，经济法立法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用以调整特定经济关系的立法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其次，从产生阶段看，经济立法产生时间远远早干经济法立法产生时间。经济立法作为国家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始自于国家和法的产生，即自从有了国家和法之后，就有了国家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最早时期的经济立法在内容上只是整个立法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渊源上与调整其他社会关系的法都处于“诸法合体”状态，并不是特指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现代，“经济立法”仍泛指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所有具有综合性特点的立法表现形式。“经济立法的综合性，是由它包括大量属于不同法律部门的立法，包括调整经济活动的一切规范这种情况所决定的。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刑法、民法、行政法、劳动法、诉讼法等，只要其中含有调整经济关系的内容的，都应属于“经济立法”的范畴，因此，“作为综合性立法来说，经济立法是各个部门法规范的某种聚合和联合，这些规范仍保持部门法规范的特点和性质。”而且经济立法始终伴随着阶级社会的整个进程，只要存在着阶级和国家，就会存在国家用于调整经济关系的经济立法。而经济法立法是在社会发展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后，基干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化的需要，为了实现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的目的，作为国家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法律手段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因此，经济法立法就是在特定的社会阶段由家把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而进行的立法活动的总称，再次，从调整对象和逻辑上说，经济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切经济关系的立法体系的总和，而经济法立法是关于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即国家在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管理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特定经济关系的部门法立法。故经济立法是包容经济法立法的属概念，经济法立法是包容于经济立法的种概念；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经济立法具有更为宽广的外延。它除包含经济法立法的内容之外，还包括以其他部门法形式体现的调整有关经济关系的内容。最后，从立法目的上看，经济立法的目的具有多样性。经济立法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不同部门法和宪法中基于对相关经济关系进行调整而规定的经济立法内容的目的各不相同。而经济法立法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即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关系的干预、管理，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可见，“经济立法”与“经济法立法”l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了正确认识经济法立法权，避免产生歧义，应该把两者严格区分开来。这是精确把握经济法立法权概念的前提。

二、经济立法权的界定及真价值

在对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立法做出比较清楚的分析后，并以此作为界定经济法立法权的逻辑起点，就不难看出，经济立法权与经济法立法权虽有密切联系，但又不能混淆。经济立法权指进行一切有关经济关系方面的立法权的总称，而经济法立法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包含于经济立法权之中。

与经济法立法的涵义相对应，经济法立法权就是享有立法权的主体为了实现国家对宏观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管理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立法活动的权力总称，其行使的结果使经济法形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的含义，表明：（一）经济法立法权是立法权的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同，它是享有经济法立法权的特定立法主体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据以依照或者遵循的法定权力，而不是经济法管理主体进行经济管理活动的行政权，也不是国家审判机关进行经济审判活动的司法权。（二）经济法立法权是一个集合概念，它包括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制定各种形式经济法律、法规的权力，而不仅仅指对某一特定形式的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权。（三）经济法立法权包括经济法的制定权、认可权、修改权、补充权和废止权等。经济法立法作为一种国家立法机关的重要活动，表现为一个创制法、变动法和废除法的动态过程，包括制定、认可、修改、补充和废止经济法的一系列活动，相应地，经济法立法权也包含了进行上述一切活动的权力。

另一方面，该定义揭示了经济法立法权不同子一般立法权的特征：

1．目的的特定性。经济法是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为了实现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而使用的最重要法律手段之一，它只对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发生作用，即“经济法调整国家在干预、管理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发生了政府机关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民由此决定了经济法立法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意志，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有效干预、管理，以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

2，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并兼顾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了能够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管理，需要确立政府的管理者地位或者职务，因为“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向别人提供福利或促使该组织的目标的实现等义务，：总是归于一定的地位或者职务，即归于一定角色”民赋予政府各种经济职权《职责》，包括规划、决策、审核、批准、命令、指挥、协调、执行、许可、确认、免除、撤销、检查监督、褒奖、处罚等，树立政府权威，并对政府的管理、干预行为予以必要的限制。同时，又要确立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经济法立法权正是满足上述要求的最重要的条件和手段，它当然应以此为中心内容而指导立法活动的启动和展开。

3．内容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尽管就总体来说，经济法立法权以确认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为核心内容，但综观数量繁多的经济法律、法规，可以说，它们几乎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经济生产的各个环节，每一具体的经济法律、法规基于其不同的目的和适用范围，在经济法立法权指导下通过落实政府经济职权（职责）以及规定经济法其他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而体现其各具特色的内容和各自的侧重点。从此方面看，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又表现出其综合性和广泛性的特点。

4．享有主体的多元性。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杂性和易变动性，客观上需要制定不同形式的经济法律、经济法规分别调整和适用于不同性质和层次的经济管理关系，而不同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主体并不是单一和唯一的，而是多元的：既有中央级的立法主体，又有地方级的立法主体；既有专门的权力机关，又有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等等。它们在国家立法体制中处于不同地位，各自享有的立法权也各不相同。

5．效力的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经济法立法主体多元化，数量繁多化，形式多样化，加之多元化的不同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地位和级别不同，使得各个立法主体各自享有的立法权效力也呈现出等级层次性、差别性和制约性的特点。一般说来，经济法立法主体地位的高低与该主体享有的立法权效力的大小以及该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效力的高低成正比，并且地位高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地位低的立法主体的立法权。而在同级经济法立法主体之间，权力机关的立法权直接制约着经授权的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其中全国人大享有最高效力的经济法立法权，居于最高立法机关的地位。

经济法立法权在经济法立法中居于非常重要地位，它理应成为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之一而对其加以深入研究，这乃是由其以下价值性决定的：

首先，经济法立法权是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前提。

经济法立法权在立法实践中是立法机关进行经济法立法活动的依据。如果没有经济法立法权，“如果没有得到公众所选举和委派的立法机关的批准，任何人的任何命令，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或以任何权力作后盾，都不能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性。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最高权力，法律就不能具有其成为法律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经济法立法活动就无法进行和展开。所以，经济法立法是立法机关在立法权指导下，依据立法权所从事的活动或者结果。经济法立法权对经济法立法具有决定性作用，是否拥有经济法立法权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有效性。

其次，经济法立法权决定着经济法立法的效力性和协调性问题。

经济法立法权的内容决定着经济法立法内容，立法权的效力高低和范围大小直接决定着经济法立法效力性的高低和适用范围的大小。如果经济法立法权发生冲突、交叉，必然导致立法内容的冲突、交叉。只有明确了经济法立法权，清晰地划分不同立法主体享有的立法权限，避免因立法权的随意性而导致立法权的泛滥或重复，才能使经济法立法活动有所遵循，有条不紊，从而实现经济法立法内容之间的协调一致，克服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也才能避免可能产生立法调整的“真空”或空白，更好地发挥经济法的作用。再次，经济法立法权是建立经济法立法体制的基础，并影响着能否建立科学的经济法。

（二）现行立法上对经济法立法权限的划分模糊、混乱。

我国现行《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62条第三款规定全国人大有权“制定和修改…其他的基本法律”，第67条第二、三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从以上规定中可以推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享有经济法立法权，但是，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却界限不清。尽管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有权制定和修改“除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且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在不与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享有部分补充和修改权。两者虽然都有权制定和修改法律，在形式上、字面上的区别仅在于前者为“基本法律”，后者为“其他法律”，但在实质上，“由于有了‘其他的’三个字，基本法律所规范的领域就模糊了”。“基本法律”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差别无法辨别，对于两者享有的经济法立法权也就难以区别。这也导致在立法“实践中由于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的界限不清，往往难以判断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否越权制定了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入同时，《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等对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的经济法立法权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等问题都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

（三）现行立法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制度及其监督制度。

我国现行宪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经济法授权立法的具体内容缺乏规定，如授权立法主体、被授权立法主体、授权立法的内容、形式、范围、效力等级、限制和监督等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践中，除了存在个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做出的特别授权立法外，14一些事实上存在的经济法授权立法却缺乏充分的法律根据、必要的限制和监督，这样就有可能把本应由高层次立法机关享有的立法权随意授权给低层次的立法机关行使，或者把本应由国家权力机关享有的立法权授权给行政机关行使，从而导致经济法授权立法权的一定程度上的膨胀和混乱，而且因被授权立法主体可能就是执法主体，从而使授权立法权与执法权统归于同一主体，被赋予授权立法权的执法主体，往往从本部门的利益和权力出发，在进行授权立法中，一方面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为自己设定权利、权力，另一方面却尽可能少地为自己设定、甚至不设定义务与责任，执法主体凭借缺乏限制的授权立法权而获得了几乎无限制的执法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