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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型抢劫罪实务问题探讨/陈世炎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4 04:58:57  浏览:9891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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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型抢劫罪实务问题探讨

□陈世炎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应该说,刑法条文就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已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司法实务本应仅在其规定的范围内理解和适用。但是,由于两高在1988年3月16日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和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的请示进行了批复〈以下简称批复〉,对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适当的扩张解释,而该批复至今仍在沿用〈本文不涉及司法解释的效力〉,司法实务中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该批复历来存在较大的分歧,本文试就转化型抢劫罪的实务问题问题作一抛砖引玉的探讨。
一、转化型抢劫罪的类型、构成模式及相互比较
根据两高的批复,转化型抢劫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对这种转化型抢劫罪我们称之为正转化型抢劫罪,其构成模式是针对财物的犯罪行为+针对人身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另一种是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行为,我们称之为准转化型抢劫罪,其构成模式是针对财物的违法而非犯罪行为+针对人身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行为。
不难看出,两种转化型抢劫罪都存在前后两个不同的行为,而且其后一行为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正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行为,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批复未规定需达到情节严重;而准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非构成犯罪的行为,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批复规定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依照抢劫罪的规定处罚,对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二、现行刑法关于抢劫犯罪暴力及暴力相威胁程度对比
我国现行刑法对一般构成的抢劫罪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作为行为人排除被害人反抗而劫取财物的手段,而对于正转化型的抢劫罪则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作为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犯罪行为后为达到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无论是暴力、胁迫还是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虽然表述不同,但其内容是一致的。对上述两种抢劫犯罪,刑法和批复虽未对暴力、胁迫提出程度上的要求,但行为人必须通过实施这些手段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才能构成。如:仅随便打人一下后强行将包抢走的行为因其暴力程度非常轻微就不应认定为抢劫罪。当然,如果行为人实施这些手段客观上虽不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不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但被害人或阻碍犯罪嫌疑人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和毁灭罪证行为的人基于自己对当时的情形或可能产生的后果的认识而不敢反抗并最终放弃反抗,也应认定为其暴力、胁迫的程度达到了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如:持仿真枪胁迫进行抢劫,虽然其客观上不可能对被害人产生任何的伤害,但由于被害人误认为是真枪,害怕受到伤害而不敢反抗,此种情形仍应认定其构成抢劫罪。此外,由于我国刑法还充分考虑了“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和“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等造成严重结果的抢劫犯罪情形,将其规定为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情节。因此,对于批复中要求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达到情节严重的准转化型抢劫罪而言,其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的程度应介于足以抑制被害人反抗或者足以排除他人对其实施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毁灭罪证行为的阻碍至致人重伤、死亡两者之间选择,即:在无伤害或轻微伤害至重伤、死亡之间选择。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两种类型的转化型抢劫罪所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存在明显的本质上的区别。批复者之所以在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抢夺的非构成犯罪的行为后,在批复中规定其后实施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必须达到情节严重,并且强调对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说明批复者也意识到,在针对财物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仅以一般情节的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作为准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显然是不妥当的,而只有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达到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准转化型抢劫罪。虽然批复未明确构成准转化型抢劫罪所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必须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但据其含义,构成正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与准转化型抢劫罪行为人所使用的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两者相比应有明显的本质的区别,后者的程度应远远地高于前者。司法实务中,对于一般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行为,普遍认为是对被害人的身体实行强制或暴力侵袭,从而使被害人失去人身自由,危及到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足以致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不知反抗和不能反抗的行为,无论是否造成伤害的实际结果只要符合上述要求即可构成,那么,对于批复要求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达到情节严重的准转化型抢劫罪而言,则必须也只有要求行为人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致使或足以致使被害人受到轻伤害或相当于轻伤害〈如致多人轻微伤等〉的结果,这样认定,才能充分体现批复规定的应有之意,体现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精神。如:实施盗窃行为后为抗拒抓捕,而持刀威胁对其抓捕的人。
三、准转化型抢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必须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
那么,司法实务中应如何正确把握准转化型抢劫罪中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所必须的“情节严重”?笔者认为:对于先前实施的盗窃、诈骗、抢夺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只有在其后续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并适用该条文的规定。理由如下:
第一、理论依据。转化型抢劫罪是刑法理论中转化犯的一种,而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它即可以在罪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轻罪向重罪转化;也可以在非罪〈违法行为〉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化。根据该理论不难看出,只有在前后之不同行为中有至少有一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在准转化型抢劫罪中,其先前行为为不构成犯罪之盗窃、诈骗、抢夺的行为,只有在其后续实施的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转化为准转化型抢劫罪。
第二、法律依据。在我国刑法,“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等往往是作为重要的定罪情节出现在条文中的〈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和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的假冒商标罪等〉,在个别情况下,还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出现在条文中〈如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的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等〉,无论何种情况,“情节严重”一但在刑法中出现至少是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客观要件之一,是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只有在具备“情节严重”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批复作为刑法的解释,其语义应与刑法相同,因此,批复既然在准转化型抢劫罪中强调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在司法实务中就应当以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否达到犯罪或者相当于犯罪的程度作为衡量的标准,有而且只有这样认定才符合刑法的规定。
第三、实践依据。2001年2月,许多媒体报道了这样一个案件:“昨天下午4时许,在本市西区某街道,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案。案犯为一青年男性,系外来盲流人员,受害者为某公司女职员。案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抢,并将女青年打得满脸是血。后在附近路人的帮助下,案犯被抓获并扭送到公安机关。事后,经检查,女青年除了鼻子出血外,别无伤害,流鼻血本身连轻伤也不构成;被抢夺的财物价值不过两百余元。”电视台同时播放了公安人员讯问嫌疑人的镜头以及受害者血流满面的画面。看了这些画面和报道,相信普通观众很容易激愤,并且会产生要求司法机关严惩歹徒的共鸣。然而,案件的最终处理却事与愿违,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的诉讼程序中,司法人员得出了嫌疑人无罪的结论,并且这种结论符合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从司法办案的角度看,它完全是正确的。援引业界人士对该案的法理分析,抢夺罪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即犯抢夺罪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适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按照抢劫罪定罪处罚。依照司法解释,抢夺行为转化为抢劫罪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抢夺行为单独构成犯罪(即抢夺数额较大);二是暴力行为情节严重。也就是说,抢夺行为本身达到单独可以定罪程度的(即财物数额较大),即使暴力情节轻微甚至不实施暴力仅仅以暴力相威胁的,也应当转化为抢劫罪;虽然抢夺数额较小,但暴力情节严重的(如暴力行为致人轻伤或者多人轻微伤等),亦应转化为抢劫罪。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抢夺行为均无法转化为抢劫罪,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


〈作者单位: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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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永定河河道管理的几项规定

北京市革委会 市水利局


关于加强永定河河道管理的几项规定
市革委会 市水利局



永定河是我市防汛重点河道。十几年来根据“防重于抢”的精神,对堤防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在上游修建了官厅、斋堂等水库工程,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官厅以下山峡地区的洪水尚未得到根本控制,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未发生较大洪水,思想麻痹,管理工作薄弱。有些单位在河床内
随意盖房建厂、围滩造田、拦河挡坝、植树造林等,严重影响该河的行洪能力,直接威胁首都的安全渡汛。为了切实加强永定河的管理,以确保首都安全,特对永定河管理工作做如下规定∶
一、永定河由市成立永定河管理处统一管理,直接受市水利气象局领导;沿河有关区、县建立相应专管机构分段负责。各县、区要进一步加强河道堤防管理工作的领导,加强专管机构,建立健全群众管理组织,实行专管机构与群众管理组织相结合。
二、在行洪河床内不准建房建厂、植树造林、堆渣弃土排灰等。如确属国家建设需要,在滩地上进行建筑必须经市水利气象局同意。开采砂石、围滩造田、植树造林都要根据市统一规划和要求,由有关县、区专管机构划定范围,严禁乱种、乱采、乱造田。
三、严禁在堤身、堤脚挖坑、取土、埋葬、扒口、开渠、砍树等。如确属国家建设需要破堤的,需经市水利气象局同意。在大堤内外的护堤地属国家所有(按历史习惯一般为堤内外各三十米),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
四、沿河厂矿单位要做好“三废”处理工作,不准向河内排泄有毒有害的污水废渣。
五、要提高警惕,严防破坏活动。
六、要经常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确保首都安全渡汛、爱护河道堤防的教育,使广大干部和群众自觉地遵守上述有关规定,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各级河道管理部门有权制止,进行批评教育,情节严重者,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北京市水利气象局



1973年9月18日
《清国行政法》中的公物法

刘建昆


  《清国行政法》(日文)是日本学者织田万的名著。根据近年点校出版的《清国行政法》提供的目录,其第三卷第一编内务行政,第七章土木目录如下:

  “第一节 官设物:第一款官设物种类;第二款官设物营缮;第三款物料;第四款保固期限及议赔

  第三节 道路桥梁:第一款道路桥梁种类;第二款道路桥梁营缮;第三款保固期限及议赔

  第四节 河道沟渠

  第五节 治水:第一款河防;第二款江防;第三款各省水利;第四款海塘”

  《清国行政法》是一部用近代行政法学视角审视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著作。尽管存在差异是必然的,但是,在一些具体的管理事项上,古今中外还是一点共性的。清代工部作为六部之一,管理全国工程事务,综理全国之土木、水利工程;并且《大清律》之《工律》已经存在公物保护性的公物警察权的雏形。就上述目录看,其内容应该是关于现代公物法中几种重要公物的行政法制度,如道路、河道等,可惜其具体的内容并无译本。

  该书一部分的正式汉译本为《清国行政法泛论》(1909年)。在译本中,置有《行政法大意》,其中第四章《行政作用》有《营造物管理》一节,涉及早期公物法;又有第三节又有《手数料》涉及一点使用营造物的手续费问题。织田万是日本学者中较早关注公物制度的,早在明治42年(1909年)即在《法学杂志》上发表《公产论》,介绍了法国法上的公产。不过与我国民国后期的行政法著作相比,早期的行政法对于公物、公营造物(今之事业单位)甚至公企业,未作严格区分,这是今天我们阅读有关内容时应当注意的,盖近代公物制度自产生之初,就与公物的民营化纠缠在一起。

二○○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录:

第二节 营造物管理

第一款 营造物性质

泛称营造物,则以公共之目的所设备之一切物件,皆包含于其中。城砦炮垒、官厅房屋,悉在营造物中。然通常解释,则不用此广义,唯指使一般公众直接利用之设备而言。道路、桥梁、公园、河川、港津、学校、病院、博物馆、图书馆、铁道、邮便、电信等,皆此意义之营造物也。

营造物有二种:一则以物能完其效用者,如道路、桥梁、公园等类是也;一则物与人相须始能完其效用者,如学校、病院等类是也。故由法律上而言,学校或病院,则勿论屋舍、敷地、器具、器械,必要达营造物之目的,教职、医员皆含有于其中,此乃出于总括设备全体之观念也。至于营造物之本质,则其为财产,固无可疑。然营造物而保持继续其效用乎?此其期间,则为存立于公法上者,决非民法上财产也。或称公产,或称行政上财产,即为此耳。故非废止其效用,复为普通财产,则不得遵民法规定处断。然此特就公共营造物而言,即系国家及公共团体设备之营造物。又,若夫系私人设备者,于其效用,则无异于公共营造物。然于法律上,则不同其存立,故不失为民法上财产,例如私立学校病院、私设铁道是也。

一般公众之利用公共营造物之时,法律上关系则不甚单纯。或准无料使用,如道路、桥梁、公园等是也;或征收使用料金,始准使用,如学校、病院、铁道、邮便、电信等是也。今观欧洲各国,小学校则有准无料使用之倾向,此本出于完行强制教育主义之要紧。我邦亦同。又如博物馆、图书馆等,亦允准无料使用。然而令为无料使用与否,暂措弗论。凡营造物之使用者,或以公法上名义使用之,或以私法上名义使用之,初无一定。此则不可不就各国制度之实际视察之也。

第二款 由营造物设备而生之法律上制限

营造物之设备,固属行政上重要事项,总称其事业曰公共工事。设置特定机关,即工部省,统辖关于公共工事之事务。如法国,今则现行此制度,我邦亦尝采用之。今不问此制度之可否,但就由公共工事所生之制限述之。其制限有二种:一曰公共征收;一曰公用制限。

第一 公用征收

往古,各人之所有权,其力极薄弱。政府则应其需要,得任意藉没之,不复交付何等补偿。近世立宪国家则否。保障各人所有权之安全,虽国家公力,亦不能妄行侵害之。独于公益必要上,则制限之。此盖出于不得已也。其制限,则不可不据法律所定。所谓公用征收,即其制限之最著大者,各国宪法无不为之规定焉。

泛称公用征收,为为公益剥夺各人所有权之义。然据各国立法例,不如此之泛且大。唯为公共工事之必要,支给应得之补偿金,征收私人不动产所有权,而新设定诸起业者之处分,曰公用征收。今请分析解说之。

(一)公用征收,即处分也。故公用征收本于国家命令权之作用,从来学者往往视为强制买卖,不甚妥当。买卖,乃当事者以对等关系,任意所为之契约也。既曰强制,则不能与买卖观念相容。然则公用征收为行政上处分,非由私法上关系而行之矣。

(二)公用征收,本为公共工事之必要而施。公共工事之意义,本可由实质上定之。然从来立法上实例,限定其种类者,亦不鲜。此皆出于便宜也。其形式上意义,实定于此。如我邦之土地法及普国公用征收法是也。法国法不敢限定公共工事种类,故就其事业实质,不可不决定其为公共工事与否。

(三)公用征收,即剥夺私人不动产所有权。故公用征收不量行之于动产,专对于土地及土地定着物行之。盖动产,能供给同质同之物,无用强制之必要。若夫所谓征发,则主行于动产上,以其出于军事上必要,与公共工事无涉。不可以是混为公用征收。

(四)公用征收,为起业者,新设定其权利。公用征收权常属于国家,国家以外无有行征收之权者。然公共工事,不独国家施设之。公共团体及私人亦能施设之。又,为其工事,得请求公用征收于国家,国家亦应其必要,而行公用征收。其所征收之不动产所有权,则使起业者取得之。故剥夺于此一方,又设定之于他一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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