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对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监督管理有关问题如何执行的请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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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部、国家商检局


商业部、国家商检局关于对外注册肉联厂卫生与工艺要求的暂行规定

1984年5月8日，商业部、国家商检局

一、总 则
（一）为保证出口肉类产品的卫生质量，提高我国肉联厂的卫生管理水平，以适应国际贸易发展和对外交往的需要，特制定本规定。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的有关规定，同时参照肉类出口国家对屠宰场的有关要求，结合我国当前肉类加工和卫生设施状况的实际，确定改造的重点是卫生设施、兽医检验和屠宰加工工艺等方面。
（三）本规定适用一九八三年国家确定进行技术改造的杭州、青岛、掖县、扬州、无锡五个肉联厂和一九八四年确定进行技术改造的八个肉联厂的基本要求。
（四）屠宰工艺是对烫毛生产线而提出的要求。
（五）自下达之日起试行，以前所发的讨论稿和试行稿如与本规定有抵触的，应以本规定为准。

二、厂区总平面布局
（一）厂区的设计、饲养区、生产区和生活区要分开。饲养、屠宰、分割、复制品、冷藏等车间的位置须符合操作流程，不应迂回运输。健猪和病猪、原料和成品、生肉和熟肉不得互相交叉污染。
污水处理设施应在距生产区和生活区有一定距离的下风向。废弃化制间或动物性饲料间的设置，应距生产区和生活区100米以外的下风向处（新建厂对制药、化制、动物饲料等项目，不应在厂区内设置或应与生产区隔开）。
（二）厂区应分别设人员进出、成品出厂和活猪进厂的大门（人员进出也可与成品出厂门同一位置而隔开使用）。必须把成品出厂门与运送粪便、废弃物、内脏、血毛污及其他带菌污物分开走向，不得在同一个门进出。
在活猪进厂处，应设有与门同宽的，长3米、深度10～15厘米，能排放消毒液的消毒池，以便出入车辆消毒。
（三）厂区内主要通道，应是水泥或沥青路面。空地应进行绿化，通道应清洁整齐。
（四）各区的主要建筑设施：
（1）饲养区：包括卸猪台、车辆洗消场、检疫圈、病猪隔离圈、饲养圈、急宰间、饲料间等。
（2）生产区：包括待宰圈、屠宰车间、副产品清洗加工间、分割肉车间、复制品车间、炼油车间、血粉间、冷库、副产品发货冷却间、化验室等。
（3）生活区：（略）

三、厂区公共卫生
（一）要有充足的生产用水，水质必须符合卫生部颁发的《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标准》。生产区应设有热水供应系统。
排水要有完整的不渗水的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下水道系统，并保持畅通，地面不能有积水。
（二）对厂区的生产、生活污水，粪便的无害处理设施和厕所应用不渗水材料建筑。
厂区内不得有臭水坑等有碍卫生的污物。厂内公用厕所，应具有水冲条件。在车间内的厕所，不仅具有水冲设备，并要求有不用手开关的洗手消毒设备，厕所与车间要与走廊相连，但厕所门不能直接对着生产工作场所（厕所便器，100人以下，每20～25人设一个；100人以上，每增加35人增设一个）。
（三）饲养、屠宰、分割肉等主要生产车间，必须设有相适应的通风良好的工人休息室、更衣室。饲养、分割肉车间应有淋浴室。地面和墙裙应便于清洗和排水，室内应保持清洁整齐（淋浴器一般每10个人设一个，50人以上，每增20人增设一个）。更衣柜应合乎卫生标准要求，一人一个，鞋、帽与工作服要分格存放（衣柜大小宜于50×40×150厘米）。

四、饲养车间
（一）据我国商品猪的特点，应做到计划收购，均衡屠宰。进厂活猪应按四部《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的要求加强宰前的检验，并按产地分圈观察或饲养，卸猪后，在宰前应有适当的饮水、休息时间。饲养圈应分圈设有自来水管道的饮水装置。
（二）从卸猪台到过磅之间应有一定距离，以便检验，病猪隔离圈应设在卸猪台和过磅之间。病猪隔离圈与健猪圈之间应有一定的距离。
卸猪台近处，应设有一定坡度的车辆清洗消毒场地和污水排放沟。
（三）圈舍的地面、墙裙应用不渗水材料建筑，地面应有一定坡度，以便清洗消毒，下水道系统应畅通。圈舍附近应有粪便集中储存设施，并应及时清除。
（四）急宰间的建筑卫生设施，应考虑以不扩散疫病、易于清洗消毒为原则。病猪的运送应备有不渗水密闭的专用运输工具，车间进出口处应有消毒池，排出的污水应加入消毒药物处理。
（五）设有兽医卫生工作室和消毒药物储存间。

五、屠宰车间
（一）屠宰车间应分为非清洁区（即麻电、放血、烫毛、刮毛）和清洁区（即剖腹、胴体加工、整理、检验）在待宰圈应设有冲洗猪体的淋浴设备，猪体要冲洗干净才能麻电。放血后，还应设置立式洗猪机，再次洗刷。
（二）麻电的电压应控制在70～90伏之间，电流强度应为0．5～1．0安培，时间3～5秒钟。生产自动线的流速每分钟不超过8头，一猪一钩，不得超载。猪的放血时间（点红后到下烫池）5～6分钟，应有相应长度的放血槽，放血刀口不应过大（4～5厘米为宜）。放血处应装有冷、热水（82℃）刀具消毒器和洗手池。烫毛池水不应外溢，并设置相应的排水措施。打毛后不再下清水池。
（三）为适应兽医卫生检验的需要，打毛后应增加燎毛的工序，内脏及有关腺体摘取不迟于放血后30分钟。
（四）胃肠翻洗应有单独操作间，不得与胴体、心、肝、肺等混在同一车间内。输送装置应采用不锈钢或无毒塑料的材料制成。
（五）副产品发货冷却间应有冲洗消毒设备。要按品种分别存放，胃肠和心、肝、肺严格分开。
（六）屠宰间的轨道高度，各地区应根据猪体大小，以胴体或脏器末端离开地面不少于30厘米为原则。在头部检验处的轨道应升至适宜兽医检验操作的高度。
（七）车间内应有通风、驱雾装置。加工中的碎肉、下脚料、内脏等须有专用不锈钢小车或无毒塑料容器装载，不得落地。废弃物应放入有专用带盖容器内（注明废弃标记）。出口片肉胴体进入冻结前，应在带有冷风装置的晾肉间散热后，方可一次集中进入冻结间冷冻。
（八）车间的地面应用不渗水、防滑的材料建筑，并有一定的坡度，地面不得有积水。集中用水处的胴体轨道下方应设置排水沟。地面不得有破损裂缝和凹坑。排水沟盖板的栅格空隙要适当，避免堵塞下水道。放血槽和与轨道平行高的墙壁，必须用瓷砖或水磨石面。其余墙面及通道等处应喷涂白色无毒涂料，墙壁与地面连接处、墙角、窗台拐弯处应是半圆形的（窗的高度应设在防地面2米左右为宜），窗台应有45度倾斜。门窗应采用防锈、防腐处理的金属为宜。
（九）屠宰工艺与检验程序示意图：
活猪待宰→饮水、淋浴→麻电→刺杀→烫毛→打毛→人工燎毛→人工刮毛→清洗→头部检验与体表检验→剖腹→取内脏（胃、肠、脾放在盘上，心、肝、肺挂在钩上）与胴体同步运行→旋毛虫检验取样（摘除胃肠后立即取样）→胴体和内脏同步进入兽医检验台，兽医进行同步检验→ 心、肝、肺检验 健康、合格者………→内脏整理加工间
→ 胃、肠、脾检验 （不合食用者，放入废弃桶）
胴体、肾检验→盖兽医检验印章 →胴体与脏器
对照检验，均健康合格者→去头、前爪→去肾、板油→
（病胴体进入叉轨道→病肉
检验台或隔离冷却间待查）
→过磅→分级→进入冷却间或冻结间。
（十）目前，猪头检验尚不能在劈半后进行的情况下，为达到兽医检验综合判断，头部检验点与体表检验点的设置应在烫毛以后剖腹前进行。检出病猪或可疑病猪，采用挂牌作出记号，不作剖腹而进入病肉叉道。
（十一）胴体和脏器应设有同步检验装置，做到局部发现疑点能及时查出同一猪体的各部位。心、肝、肺用挂钩传送，胃、肠放在不锈钢盘与胴体同速并行。直到兽医检验完毕，方可去头、蹄、去脏器或分离加工等（容器盘等洗消后循环使用）。
在兽医检验结束处的轨道上，应设病胴体的叉道，叉道直通病猪检验台或病胴体隔离冷却间。待得出化验结果后，再行判定处理。
（十二）旋毛虫检验室应设在靠近生产线便利采样处，根据班屠宰量大小，相适应地设置面积。要求光线充足，配有镜检或消化法的检验设备。
（十三）在屠宰间、猪的放血处与开剖及兽医检验的操作点上，（包括病胴体检验台）必须设有冷、热水的洗手水和刀具消毒器（82℃热水）。
操作台应便利各工序的操作，采用易冲洗、消毒、清洁和防滑的材料制成。
直接接触肉体的挂钩、容器、机械和刀具的柄应采用不锈钢或无毒塑料或铝合金制成。劈半电锯处应设有热水消毒装置。
（十四）应设有兽医卫生检验工作室，工作结束后，兽医检验印章应放在加锁箱内。

六、分割肉车间
（一）分割肉车间包括：胴体预冷间、分割肉加工间、分割肉成品冷却间、包装间、工具消毒间、包装材料储存间等组成。
（二）车间内应装有空气调节装置，室温保持在20℃左右（±1℃）并配有温度计。分割肉间风道、顶栅不得滴水。操作区的平均风速为0．1～0．2米／秒。
工作场所以人工照明为主，照明度为130～140勒克司，开关不能设明的拉线。为减少噪音冷风机应与分割肉间隔开，换风系统和吸风口要有过滤装置。
（三）分割肉生产工艺程序：
晾肉
胴体→预冷→分割加工各种规格品种→成品冷却→
包装→冻结→冷藏。
（四）胴体在分割加工前，采用预冷工艺的胴体温度应达到25℃左右（除小型分割肉车间外，一般采用两间预冷间）。
进入分割肉车间的胴体，用吊挂传送，必须按流水作业程序加工，不得积压，尽量缩短肉品在分割加工间的停留时间。
（五）加工的成品和副产品不得落地，并应有符合流水作业的不锈钢或无毒塑料传送设备，或有专用不锈钢无毒塑料运输小车和带小轮的容器及时送出，不宜采用筒式滑送。
（六）分割好的成品应随即按规格送入冷却间进行冷却，冷却间的室温应在0～－4℃，使冷却终了肉的中心温度达7℃左右。直接接触肉品的晾肉架及容器等应选用不锈钢或无毒塑料、铝合金材料制成，并经常保持清洁无霉变。
（七）经冷却的分割肉进入包装间后，应迅速进行小包装，随到随包，随即送入冻结间，不得在包装间停留积压。包装间应清洁、干燥、无霉变。温度应控制在15℃左右，包装材料要保证清洁，符合卫生要求。
（八）肉品加工机械的结构要便于拆卸和清洗、消毒。肉品加工的台板，要用不锈钢或无毒硬质塑料板。车辆、用具和容器等要用光滑或易于清洗的不锈钢或无毒硬质塑料制成。切割电锯应有减低噪音措施，达到国家防噪音的指标。
（九）车间地面应用不渗水材料建筑，有一定的坡度向下水道倾斜，地面不得积水。
车间内墙壁必须用光滑易于洗刷的材料做贴面（如瓷砖），贴面的高度不低于2米，顶栅和其余部分应喷涂白色无毒塑料或其他无毒白色涂料。墙壁与地面连接处及墙角、窗台拐弯处应呈半圆形，窗台呈45度倾斜（窗应设在离地面2米左右高处为宜）。
（十）车间应设双扇弹簧门，并备有冷、热水，用82℃热水供每天工作完毕后清洗消毒。

七、冷库
（一）冷库贮藏的商品卫生质量管理，应符合《商业部门冷库管理办法》第三章的要求。
冻肉堆放时，肉堆之间及肉与墙壁、排管、天花板之间的距离应符合第二章的要求。
胴体预冷，冻结时应单片悬挂，每片之间应有一定间隙。
（二）分割肉在冻结间的温度要求－25℃以下，冻结时间不超过48小时，冻结终了的肉中心温度是－15℃。冷藏间温度应保持－18℃。
（三）冷冻产品必须堆放在清洁平滑的垫板上，垫板应经常清洗消毒。冻分割肉应采用托盘式货架堆垛。人工堆放时要穿库房用鞋或用垫布。
（四）冷库地面及走廊、月台地面等必须做到不渗水易于清扫。库房墙壁、地面、顶棚应无裂隙，并有防鼠、防霉措施。冷藏门应采用防锈、防腐的金属包裹。
（五）库房应配有自动温度记录仪。

八、化 验 室
（一）根据国家《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卫生标准》及有关规定，化验室必须承担对饮用水、生产加工的原料、半成品、成品的细菌和理化的法定检验及病原的实验室诊断等任务。
（二）化验室应设在生产区，环境相对要安静、整洁、光照充足。根据工作的需要应设置微生物、理化、寄生虫及常规检验等工作室。
血清诊断室要与细菌培养室隔离开，培养基制作室要与灭室分开。
（三）化验室的建筑应有防潮、防蝇、防尘、防震的设备。墙裙、地面要求光滑易于排水和清扫消毒。要有上下畅通水道。室内要有专用消毒设施。
进出门必须专用。室内应备有更衣柜。
使用面积，一般班宰1000～2000头的，应在200平方米2左右。
（四）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各工作室应装备相适应的检测仪器。有的还应有实验动物饲养室。

九、污水废气处理
（一）厂内应有处理粪便、污水、污物（毛、蹄、壳、角等）和消烟除尘设施。处理池或通道等，必须用不渗水材料建成。
（二）粪便、污水、污物等未经处理，不得直接排入江河、湖泊而污染环境。根据流向要分别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做到无害、不传播疫病。
（三）对于已有的化制间、血粉车间、制药车间等散发出来的臭气，应进行处理。

十、卫生管理
（一）对外注册肉联厂必须认真贯彻国家有关兽医和食品卫生的各种法令，如《家畜防疫法令》、《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标准》、《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出口食品厂最低卫生要求》，以及商业部制定的《肉类加工冷藏企业兽医卫生管理试行办法》等。
（二）对外注册肉联厂应建立独立的兽医卫生检验机构，负责监督执行各项法令，并组织检验。兽医卫生人员在执行任务时，任何人不得干扰。
（三）兽医卫生检验机构应按《兽医卫生管理办法》规定配备必要的兽医和检验员，兽医和检验员在执行任务时应穿戴白色工作服和白色工作帽。在工作服的左胸上方（口袋上方）和工作帽的前沿正中，应印制蓝色十字的标记（直径4厘米，边宽0．5厘米）。
（四）对外注册肉联厂应根据国家法令建立和健全各项卫生制度，如宰前宰后检验制度、加工前后及加工期间的巡查制度、个人卫生和体检制度（按《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执行）工作记录制度和清洗消毒制度等，以确保产品的卫生质量。
（五）为了确保原料家畜的健康，注册厂应建立与产区的联防制度，加强验收检疫工作，一旦发现疫情应立即通知产区停运，并派人配合产区的疫病防治工作。
（六）注册肉联厂应有专职清洁队，负责做好厂内卫生和设备工具的清洗消毒工作。
（七）注册肉联厂应经常对本厂职工进行卫生教育，使职工具备必要的食品卫生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附件：中国食品公司关于修改《对外注册肉联厂卫生与工艺基本要求》的说明
一、修改过程
为了提高出口肉类产品的卫生质量，减少在屠宰加工过程中的外界污染。我们于一九七八年就起草了《对外开放肉联厂建筑卫生设施及卫生要求》。尔后多次征求有关省、市厂和国家商检局、商业部设计院的有关同志意见，并共同几经修改为《对外注册肉联厂的卫生基本要求》。
进一步修改“卫生基本要求”的目的在于适应当前我国肉类产品出口的需要，达到国外兽医卫生注册的起码条件，使对外注册肉联厂在改造厂区布局、有关建筑、设备、屠宰工艺及兽医检验等项目中，有所依据，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刀刃上。
二、修改依据
本“要求”的内容，主要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和农业、卫生、商业、外贸四部《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等有关国家法规。同时参照了国外的有关规定，如西欧经济共同体72／462条件《第三国进口鲜肉的卫生要求》、西德肉食卫生要求条例和美国屠宰、建筑卫生以及近期我们到荷兰、丹麦、意大利等国对出口肉类的屠宰场进行考察的情况，取其要点为我所用的原则。
目前我国是对老肉联厂进行技术改造，在财力、物力上还有一定困难，加之，客观上存在着猪源来自千家万户，有些疫情尚未得到控制，宰前检验的任务相当繁重的情况；另外对于屠宰、设备、卫生用具等器械，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定型的厂家进行成套的生产，所以要达到国际同行业水平，难度还比较大。
三、本“要求”的几点说明
本要求主要是针对一九八三年度杭州、扬州、无锡、青岛、掖县的对外注册厂改造，以及今后改建厂提出；重点从厂区的平面布局，主要生产加工车间的建筑、设备、屠宰、加工工艺、兽医检验、污水污物的处理等方面提出卫生要求，使每个环节都以注重产品卫生质量为前提，达到生产优质产品为目的。
（一）屠宰工艺中的几点改动


1、控制链条速度。为了保证兽医检验和加工质量，在第五章（二）条要求必须对现行屠宰速度加以控制，以每分钟8头的速度为宜（丹麦、荷兰一般都在5头／分钟）。只有这样，才不致造成检验跟不上，加工质量粗糙。
2、第五章（二）、（三）条要求去掉清水池，增加燎毛工序。为减少细菌对猪体表的污染，除应加强放血前的淋浴外，还应不采用清水池刮小毛的办法，并增加人工燎毛、刮毛的工序。
3、屠宰间的轨道标高问题。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地区的猪只大小不一，不好强行统一。为了防止拖地或水溅污染胴体，目前只好要求以胴体脏器末端离开地面不少于30厘米为原则。但头部检验点这段，为适应检验人员操作的需要，只好作局部升高的办法。
4、分割肉工艺的要求。目前我国是采用胴体热分割工艺，即在生猪宰杀后，稍经挑选、凉肉后即进行分割。然后进行冷却、包装。实践证明，从宰杀到分割冷却，能在2小时前完成的，其质量是能得到保证的。如加工时间不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则可采用冷分割的工艺。
（二）兽医检验点的一些改变


1、头部检验移至烫毛以后，剖腹之前进行。为减少由于头部检验刀口在烫毛池所造成污染，以及为解决胴体与头、蹄各脏器能对号检验的目的，所以在第五章（十）条作了规定。
2、采用同步集中检验的办法。现行的检验是分散在各屠宰加工工序中进行，这种方法的结果是无法使同一猪体的各部位能对上号，一旦发现病猪，查不出这只猪的头、蹄、心、肝、肺、胃肠等，失去综合判断的作用和控制疾病扩散的可能。
为此，建议将分散的检验集中到劈半后进行，待兽医对各部位检验完毕，盖上兽医印戳后，方能去头、蹄，去心、肝、肺、舌和胃肠等。
3、增设病胴体的叉道及病肉隔离冷却间。为控制病胴体的扩散，使病、健分开及有待兽医对可疑病的进一步诊断的需要，在兽医检验台的兽医检验结束处，设置病胴体的叉道，便利把判为病胴体能及时打入叉道，并送至病肉隔离冷却间，待复验。
4、试用旋检消化法。建议在多年未检出旋毛虫病或旋毛虫检出率低于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区或厂，可采用消化法进行检验。检出虫体的病肉按四部《肉品卫生检验试行规程》要求处理。
（三）建筑、设施方面的卫生


由于我国目前缺乏屠宰场的设计规范，有些问题难于作统一的规定，仅对影响到产品卫生质量、急需作调整的一些问题先提出要求：
1、建筑方面的卫生要求：屠宰车间、饲养车间的层高问题以空气流通为准，并有换风通气的装置，以减少车间内的雾气为要求。窗户的高度，从国外看都在离地面2米以上设置。结合我国情况作了调整，要求2米开窗。
另外对墙壁、地面的要求是以易于清洗、消毒、无裂缝、无积水、清洁为原则。
2、设备用具方面：凡是直接接触肉品的用具、刀具、容器和运送工具，都应采用不锈钢或白色无毒塑料的原料为宜。清洗刀具和洗手的设备宜采用不用手的开关。
3、生产车间备有热水（40℃和82℃），是为了兽医与操作工人洗手、冲洗地面和用具、刀具、容器等的清洗消毒使用。
4、对各车间的辅助用室问题（即工人休息室、更衣室（柜），淋浴室、厕所等）是根据文明生产、保证产品卫生质量，搞好工人卫生的必备条件。参照了国外的有关要求提出，有的指标是依照我国《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定。
5、分割肉车间的空调问题。因肉品在此车间停留时间较长，经操作人员的手接触机会多，为控制细菌在此繁殖的可能。为此，提出室温必须在15～20℃范围（对于夏季生产，温度的控制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普遍性行政措施的可诉性研究

王彦


一
一直以来，笔者在所从事的行政审判司法实践中，对涉及被诉行政行为可诉性的案件都恪守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的规定，不对“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进行审查，而只对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这一作法的理论背景源于学术界对行政行为的一种分类，即以行政行为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以将行政行为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一般认为，凡是行政机关就不特定的事项，针对不特定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凡是行政机关就特定事项，针对特定对象实施的行政行为就是具体行政行为。然而，笔者发现，这种为指导人们认识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而作出的学理分类，未毕就是实践中人们对行政行为决定审查取舍的天然理由，恰恰相反，由于这种分类不能穷尽所有的行政行为，其一旦化为法院受案范围的标志，逻辑上将陷入概念不周延的误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在行政诉讼实务中，按照传统行政法学所提供的划分标准，可能出现一个行政行为既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又不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或者既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是抽象行政行为的两可情况。”*1在国外，虽然由于各国宪政体制不同，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有大有小，但都很少以“具体”或“抽象”为标准来架构其司法审查体系。法国行政法划分行政审判权限的标准有二个，一个是形式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行政审判只限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属于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在行政审判范围之内。另一个是实质的标准，即在行政机关范围之内，进一步确定哪些行为属于行政审判范围，哪些行为属于司法审判范围（民事普通法院管辖范围）*2。在德国，行政行为仅是“行政活动”的一种，尽管在二战前的相当一段时期，“行政行为不仅是允许提起撤销诉讼的前提，而且是允许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前提”。*3但自1960年《联邦行政法院法》颁布后，所有行政行为都可诉讼，划分行政行为的标准已经不重要了。美国对行政行为亦未作严格界定，在司法审查的实践中，也都以列举和描述方法来确定应受司法审查行为的范围，规定除法律排除司法审查及对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行为不能进行司法审查外，其他行政行为均可接受司法审查。当然，美国法官也会遇到法律列举以外的行政行为使其难以取舍，但是，由于“对于行政行为的理解采取的是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即避免对行政行为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对每个案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并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是否影响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只要行政机关的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法院就应当提供救济的可能途径。”*4无论如何，美国研究行政行为的立场和方法对我们具有很好的启发，那就是在学术目的与实际应用发生冲突时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
具体行政行为作为我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一个标准（另一个标准是人身财产权标准），从其定义可以看到其调整的对象限于特定的事项和特定的人，只要行政机关就某项事务作出的决定涉及特定的人，该特定的人从决定生效之时即具有诉讼救济权。而抽象行政行为的调整对象则限于不特定的事项和不特定的人，对这类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主体难以确定，似乎不能通过诉讼而只能通过权力机关的立法监督纠正其不合法性。问题在于，在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两个概念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行政行为，这种行政行为兼具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某些特征，要在实践中将其归入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的任何一类，都显得勉为其难。如，交警在某些区域实施的交通管制行为，政府临时划定某个区域为烟花爆竹燃放区，县政府为修道路而规定全县农民每人须缴十元筑路集资款，交通部门决定在某段公路设置收费站等等。这些行为共同的特征就是并不针对特定的人但针对特定的事项，如果单纯以具体行政行为或抽象行政行为的标准来判断，这些行为在要件上都有所缺失。以交通管制为例，《人民警察法》第1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预防和制止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和时间，限制人员、车辆的通行或者停留，必要时可以实行交通管制。在交通管制施行的时间和区域内，所有的人员、车辆都须服从交警的指挥，否则将受到处罚。交通管制总是与一些具体的事项相联系，如发生“重大灾害事故”，或者“紧急治安事件”等，只有特定的事项出现，交警才可能采取法律所规定的管制措施，因此，这种措施是针对特定事项而采取的。但是，在管制现场的受该管制措施约束的人的数量是不确定的，似乎象是针对一般人的抽象规则。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政行为呢？这种行政行为在德国行政法上被称为“一般命令”，“一般命令原则上适用与普通行政行为相同的规定，也适用一些特别的规定：当局可以不必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一般命令也可以公布，但是公布不是一般命令成立的必要条件。”*5，在德国人看来，一般命令与行政行为不同，但并不妨碍公民对一般命令提起撤销诉讼。我国行政法理论中没有“一般命令”概念，笔者将这种行政行为称之为普遍性的行政措施，这个概念的法律依据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款：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1条第1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普遍性行政措施在行政执法中一般表现为命令、通知、通告、布告、决定等。但是，不是所有的命令、通知、通告、布告、决定都是普遍性的行政措施。
提出普遍性行政措施概念，意味着抛开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简单划分，真正将这种行政行为放在现实而不仅是理论的框架下进行考察，使人们可以更多地从权利救济的角度而不仅是理论演绎去论证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二
关于行政措施的定义，《法学词典》有这样的表述：行政措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履行国际条约所采取的具体办法和步骤。*6以笔者理解，该定义应当包含三层意思，第一层含义指法律、法规中直接规定的并由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相对人行使的措施和办法。如，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设施可以采取“限期拆除”的行政措施。这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第二层含义指行政机关为实施法律、法规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如，重庆市政府制定的《关于建立行政许可、审批、登记设置制度的通知》。这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第三层含义指行政机关就某一特定事项所作出的能产生普遍效力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为保护森林资源而采取的季节性封山措施。这种措施是行政机关因具体的事由而对不特定的人所采取的临时性、处理性行政行为，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行政措施。可见，普遍性行政措施是一种区别于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行为。它与前者的区别在于：具体行政行为只对特定的人产生约束力，而普遍性行政措施并不针对特定的人，它对所有人都具有普遍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的适用范围应是可确定的，如果在行政行为在作出的一定时间内这个适用范围将继续扩大，那么，也不能算是具体行政行为。如果将抽象行政行为进一步划分为行政立法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的话，普遍性行政措施与之区别在于：行政立法的依据是宪法和法律，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属于法的渊源，可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而制定普遍性行政措施的依据除了宪法和法律，还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规章甚至命令、决定等，在渊源上不属于法的范畴。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主体广泛，几乎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有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权，这是行政职权的天然体现。而制定行政措施的主体则严格由法律规定，仅限于国务院及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省会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其他设区的市和不设区的市、县人民政府。在内容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项较笼统，内容丰富，而普遍性行政措施规定的事项单一，权利义务明确。在产生法律效果的方式上，规范性文件并不直接对人产生法律效果，要实现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权利义务一般需要另一行政行为的中介，因为规范性文件本身不具执行力。而普遍性行政措施能直接设立、变更和消灭不特定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相对人如若不履行该行政行为所规定的义务，应当作为而不作为或不应当作为而作为，将面临行政机关的处罚和制裁。需要指出的是，普遍性行政措施许多时候在形式上表现为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但并不意味所有的规范性文件都具有可裁判性，譬如，规范性文件中的行政解释性文件*7、行政指导性文件等就与行政行为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有区别。因此，笔者不赞同那种笼统要求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的说法。
由此，笔者将普遍性行政措施定义为：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为了实施法律，执行政策或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或命令，在法定权限内就特定事项规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办法和手段。代之以现行法律用语就是“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将之类同与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一样的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法院受案范围之外，显然有失周密。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在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进行解释时，使用了“对象不特定”“可反复使用”两个标准，但笔者在司法实践中感到，靠这两标准大致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尚可，但要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从各种“具体”和“抽象”的行政行为中区分出来实在困难，因此，必须重新确定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法律特征，这种特征既不能套用抽象行政行为的特征，也不应是具体行政行为特征和抽象行政行为特征的简单相加，而应是该行政行为所独具。笔者以为，具体性、临时性、处理性是普遍性行政措施独具的特征：
所谓具体性，主要指事项的特定性(个别性)而不是人的特定性(可确定性)。即普遍性行政措施在一个具体事项中确定行政主体与不特定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将行政法律规范具体化和付诸实施的形式之一。行政立法规定的事项在内容上比较全面和系统，一般不会专门对个别事项进行规定。如国务院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它调整公民、组织有关婚姻登记管理的一切行为，故该条例不具具体性。但如果某有权机关规定，凡每周五来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的男女将因机关内部学习而不予登记，这就有了具体性，这个具体性是因特定事项而产生的。德国联邦法院在一个与防止伤寒传染病流行有关的禁售令判决中对作为一般命令的禁售令这样描述道：“禁售令的对象是具体的实际事务，一个具体的瘟疫流行危险，禁售令仅限于对这个事务的处理，------有一点是正确的，即在禁售令发布的时候，禁售的对象范围并不是准确确定的。”*8在人的个体性与事项的个别关系上，德国法院认为事项的个别性起主导作用。
所谓临时性，主要指普遍性行政措施因特定事项的出现而生效，也因该事项的消灭(完成)而失效，适用期一般较短(但并非一次性适用)。并且，该措施只对它所针对的事件有拘束力，对尔后发生的同类事件没有效力。例如：某区政府发布通知规定2002年元旦可以在某区域燃放烟火，但这一通知（命令行为）对2003年元旦的同一事件没有拘束力，能否继续燃放烟火取决于某区政府当时的命令、决定。临时性与具体性相联系，没有具体性(事项的个别性)，行政措施就会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规范性文件，成为较为稳定持久的规则。
所谓处理性，指的是普遍性行政措施以设立、变更、消灭权利、义务为目的，是一种能产生具体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譬如，交通部门为控制大桥交通流量，发布通告规定：在维修大桥期间，机动车尾号为单数的逢单日过，尾号为双数的逢双日过。这一通告确立了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具体权利义务，具有具体的法律效果。如果是抽象的法律效果，那只能是法律规范的约束力，而不是行政行为的约束力。正是这种“处理性”特征，使得因违法行政行为而造成的损害变得实在起来，也使普遍性行政措施较之其它法律规范更易成为人们诉讼的对象，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尽管人们可能对交警在某区域的交通管制不满，但很少有人对道路交通法律规范不服。
三
关于针对特定事项的行政行为，很早就有人进行了研究，如有学者在论述行政行为时就指出：“行政行为是国家行政机关对特定的社会事实或特定的当事人所采取的具体的行为，因而区别于制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抽象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有时是对特定的社会事实而实施的，如因修理道路而决定车辆禁止通行，因举行马拉松比赛，决定车辆绕道通行。有时则是对特定的人或事所实施的-----”*9。还有学者在定义具体行政行为时，将具体行政行为定义为“行政主体对特定事件或特定人所作的特定处理”，“这里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特定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和特定事件所作的行为，如公安机关拘留公民张三；另一种是就特定事件对不特定的人作出，如因修建道路禁止车辆通行。”*10等等，以笔者视野所及，这些将虽不针对特定相对人但针对特定事项的行为归入具体行政行为的论述多出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在行政诉讼法特别是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颁布后，具体行政行为已经变为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11，而行政机关就特定事项针对不特定的人所作的行政行为成了“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决定”，被归入与行政法规、规章并列的抽象行政行为的类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划分并不体现“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决定”与行政法规、规章在性质上的同一，更多的是立法者在法院受案范围上的策略规定，其立法时就预留了修改的空间，只待时机成熟而已。笔者提出普遍性行政措施的概念，竭力论证这个概念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差异，也不失为一种理论策略。因为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诉，涉及到一国的宪政体制，体现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行政行为放在宪政层面上予以安排，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的要求。譬如，英国法官之所以不能对议会立法进行违宪审查，很大原因是，在与国王为代表的没落地主阶级的斗争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议会取得了最终胜利，从而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英国法官在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正是阶级斗争、妥协的最终产物。在我国目前宪政体制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并不在法院权力所及范围内，宪法将对此类行政行为的监督权交给了立法机关和上级行政机关，国家的这种权力结构不是可以通过修改个别诉讼法就能改变的，这也是我国只有行政诉讼没有司法审查的原因*12。因此，存在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之外的普遍性行政措施，有可能在不改变国家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变得可诉，这比直接要求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解禁更具现实性，也更容易获得成功。
笔者的这一看法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变得更为清晰。世贸组织奉行“在不违背一国宪政制度的前提下，每一成员国应当保持或者尽快建立切实可行的仲裁或者行政法庭或者程序，在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的请求下，对影响服务贸易的行政决定作出迅速审查。”*13在WTO的系列协议中，“措施”是一个常见且重要的概念。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反倾销协议、反补贴协议、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保障措施协议等中都提到了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譬如，《服务贸易总协定》第１条第１款规定：“本协定是用于各成员为影响服务贸易所采取的措施。”该条第３款（ａ）项规定：“‘成员的措施’是指由以下机构采取的措施：（１）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和当局；（２）由中央、地区或地方政府或当局授权行使权力的非政府团体。”这些机构采取的相关措施均应遵守有关透明度和市场准入的规则。该协定第３条第１款规定：“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各成员应迅速并最迟于其生效之前，公布所有普遍适用的有关或影响本协定实施的措施”。我国在《加入议定书》中亦承诺“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ＴＲＩＰＳ”）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统称为“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14至于这些“措施”两字前并无“普遍适用”的限制，是否就此意味着具体行政行为，笔者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如果不囿于概念的字面含义，而把它放在具体法律协议的框架里，情况将发生变化。以我国最新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为例，当国家行政部门(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应国内产业者申请或自主决定对有关国家的进口产品进行损害调查时，其面对的出口经营者可能是已知的，也可能是未知的，所发放的调查问卷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出口经营者，尽管被征收反倾销的对象限于“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但出口经营者作为反倾销案的“利害关系方”，无疑将受征收反倾销税的“终裁决定”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有大有小，甚至可以通过反倾销应诉而获得免除，但反倾销措施的普遍约束力显而易见。按照该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见，对普遍性行政措施的诉讼已经开始在单行法律中出现，这一立法走向似乎并没有引发人们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禁区的疑问，毕竟，学会更多从实际需要而不是单纯用概念分析来处理现实问题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必须取得的进步。
当然，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可诉，其条件除了该行政行为由具有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主体作出以及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实际影响外，还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在目前的情况下将普遍性行政措施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不能说不存在法律障碍，除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二)项的规定外，在WTO协议中，对普遍性行政措施的审查要求也只限于“与贸易有关”，在立法本意上并没有“推而广之”的用意。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认识普遍性行政措施的独特属性，也不妨碍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对其内在价值的挖掘、发扬。笔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国法官对此屡有寓意深刻之作，如北京“乔占祥状告铁道部2001年春运提价案”*15，福建“点头隆胜万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16，尽管从理论的角度看，法官没有在这些案件的判决理由中真正阐明其道理，甚至另述道理(另一种智慧？)，但仅就受理此类案件来看，其意义已超出个案范畴，冀以推动我国民主法治进程，其开创精神实在可敬。要知道，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之所以令人惊讶，“固然有多种社会因素，但主要的助产士就是美国那些优秀的法学家、法律家们。的确，一项合理的制度，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许是必然产物，但我们无法否认个体活动的创造性因素，也无法否认后来者对于传统的重构建作用，马歇尔大法官的政治魅力、机警和分寸感，以及他对司法技术的娴熟并创造性运用，所有这些个人因素在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17




注：
1、刘莘、马怀德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07页。
2、马怀德：《行政诉讼范围研究》，载于《检察日报》2001年7月21日。
3、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98页。
4、王锡锌、邓淑珠：《事实行为再认识》，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
5、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14页。
6、行政解释性文件又有两种：一种是因法律授权而形成的行政解释性文件，属于立法性质，故不可诉。另一种是为行政机关内部统一理解和执行而形成的行政解释性文件，这种解释性文件并不对外发布，只发送到相关机关及负责人，对外并不具有法律效力，故亦不可诉。
7、《法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
8、于安编著《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版，第102-103页。
9、罗豪才《行政法论》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版，第151页。
10、张焕光,胡建淼《行政法学原理》劳动人事出版社，1989版，第222-223页。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
12、王学辉著《比较行政诉讼法》，重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6页。该书指出，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是法院对行政活动的监督，而美国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对行政行为的监督，还包括对国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合宪进行监督。
13、参见：《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2001年11月10日)第2条.(A).1
15、2001年1月18日，河北律师乔占祥以铁道部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票价上浮未经过价格听证，不符合法律规定，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向铁道部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请求撤销部分票价上浮的行政行为。1月21日，铁道部依法受理。3月21日，乔占祥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行政复议决定书作出维持上浮列车票价通知的决定。乔占祥针对上述票价上浮通知及铁道部的复议决定，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撤销票价上浮通知。北京市一中院经审理后认定，铁道部依职权拟定的票价上浮通知体现了价格法的有关规定，包含了市场需求、地区差别、季节变化和社会承受力等因素，符合法律规定及客运市场的价值规律。另外，铁道部作出的2001年春运期间部分旅客列车价格上浮的决定，是经过有关市场调查、方案拟定、报送国家计委审查，国家计委在国务院授予其批准的权限范围内予以批准后，铁道部依据国家计委的批准文件作出的，上述程序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2001年11月5日，北京一中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乔占祥的诉讼请求。案例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12月30日。
16、福鼎市的矿山每年开采的玄武岩荒料仅有9万立方米，都由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负责给该市的900余家石材加工企业供应，福鼎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3月13日以鼎政办(2001)14号文件下发的《关于2001年玄武岩石板材加工企业扶优扶强的意见》，要求石材公司必须每年在玄武岩荒料总量中提留 11300方去供应少数所谓的扶优扶强企业。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意见。被告以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抗辩，法官认为该文件虽未给原告点头隆胜石材厂确定权利与义务，但却通过强制干预福建玄武石材有限公司的销售办法，直接影响到点头隆胜石材厂的经营权利。因此对点头隆胜石材厂来说，该文件具有了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情形，是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案例载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
17、张铁馨:《司法审查》，载于《检察日报》2000年07月05日。



作者单位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