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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关于加快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见

财法[2011]1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部内各单位，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加快推进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根据国发[2010]33号文件提出的基本要求及各项规定，结合财政部门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重要性紧迫性、总体思路和目标

　　１.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是财政部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强财政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措施，是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水平的基本要求。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十分紧迫。近年来，财政收支规模越来越大，公共财政涉及面越来越广，社会各界对财政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财政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越来越突出，因此，广大财政干部务必始终牢记“为国理财、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全局观念、法治观念、创新观念、效率观念、服务观念和责任观念，切实增强依法理财、科学理财、民主理财的能力，努力提高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

　　２.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总体思路和目标。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总体思路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创新事关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全局的体制机制，切实提高财政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意识和能力，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提升财政制度建设质量，规范财政权力运行，深入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保障财政职能更好发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按照上述总体思路，加快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力争经过五年左右努力，基本实现以下目标：

　　（1）财政法律制度体系比较完善，级次有较大提升，制度建设质量有显著提高；

　　（2）财政决策更加科学民主，执法行为更加严格、规范、公正和文明，法律制度执行效力显著增强；

　　（3）政务公开力度进一步加大，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监督进一步强化，监督效能切实增强；

　　（4）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组织领导和保障更加有力，财政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自觉性、能力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二、进一步健全财政法律制度体系

　　3.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预算管理制度。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统一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规范预算编制行为，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加快推进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修订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立法工作。进一步研究、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责任，推进财政转移支付管理立法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加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建设。

　　4.完善国库及国债管理制度。进一步推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逐步提升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立法级次，建立健全国库集中收付法律制度。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账户管理，全面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规范性，研究修订国家金库条例，研究制订财政资金支付条例。进一步规范国债管理，推进国债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国债在宏观经济调控和财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研究起草国债条例。

　　5.推进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完善政府采购制度体系。全面落实政府采购法的各项规定，推动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相关制度，研究修订政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以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制定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

　　6.推进税制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按照优化税制结构、公平税收负担、规范分配关系、完善税权配置的原则，健全税制体系，加强税收法制建设。按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原则，逐步将税收暂行条例上升为法律。加快研究制定增值税法及相关实施条例，适时出台车船税法实施条例。结合税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修订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加快修订资源税暂行条例、房产税暂行条例、印花税暂行条例、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船舶吨税条例等税收行政法规。研究制定环境税法等财税法律法规。

　　7.健全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加强非税收入管理。进一步加强行政收费管理，积极研究推动行政收费法的立法工作。严格非税收入管理，将所有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逐步提升现行非税收入管理制度法律级次。针对非税收入的性质和管理特点，积极研究制定有关专项或者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逐步健全非税收入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强化财政票据监督管理，从源头上规范非税收入征收行为，完善财政票据管理制度。

　　8.健全财务管理制度，规范财务管理行为。进一步落实部门预算制度改革和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的各项要求，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及时修订相关财务规则。进一步加强基本建设财务管理，适时修订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规范企业财务管理，适时修订企业财务通则，完善企业财务制度体系。

　　9.健全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优化国有资产结构，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提升立法级次，推动制定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条例。研究建立健全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系，推动制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条例。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推动制定企业国有资产管理相关制度。

　　10.完善会计管理制度体系，加强会计监督。进一步加强会计监督，规范会计管理，适时修订会计法；规范总会计师管理，研究修订总会计师条例。逐步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与国际惯例协调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体系、内部控制规范体系以及会计信息化标准体系，并推进全面、平稳、有效实施。进一步明确财政部门对会计行业的监管职能，研究修订会计人员从业资格管理办法。

　　11.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和资产评估行业管理制度，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管理。积极推进注册会计师法修订和资产评估法制定工作，研究起草注册会计师法实施条例。规范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管理，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办法。

　　12.完善财政监督管理制度，强化财政监督。规范财政部门监督行为，提高财政管理效率，维护国家财经秩序，制定财政部门监督办法，逐步提升财政监督法律级次。加强财政监督程序管理，进一步完善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程序法律制度。积极推进财政绩效监督，进一步完善财政绩效监督管理制度。

　　三、进一步提高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质量

　　13.建立健全财政立法管理制度，完善制定程序，提高立法技术。重视财政制度建设规划的制定，提高制度建设的主动性与可预见性。加强立法项目制定的调研、论证工作，有序扩大财政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实行立法工作者、实际工作者、行政相对人代表和专家学者四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探索建立财政立法项目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探索建立制度建设评价评估机制，提高财政法律制度建设质量。

　　14.加强财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严格依法制定规范性文件。财政规范性文件不得违法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收费等事项，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规范性文件的内容应当遵循权利与义务相对应、职权与职责相统一的原则。规范性文件应当符合上位法的规定，与其他现行有效规范性文件相协调。严格规范规范性文件立项、起草、审核、公布、清理、备案等管理程序。制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以及涉及重大财政政策的规范性文件，要公开征求意见，由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公开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的，不得发布实施。

　　15.加强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公开和清理工作。完善财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公布、公开制度，及时、准确地为社会公众提供财政制度信息。坚持立“新法”和改“旧法”并重。对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与上位法相抵触、不一致，或者相互之间不协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及时修改或废止。建立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对规章一般每隔5年、规范性文件每隔2年清理一次，清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

　　四、进一步增强财政法律制度执行效力

　　16.明确财政重大决策范围。涉及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制定财政发展重大规划和专项规划，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财政政策及财政资金安排，重大国有资产处置等重大决策事项，应当通过规范的决策程序作出决策。

　　17.规范财政重大决策程序。按照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的财政重大决策程序。作出重大决策前，要广泛听取、充分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其理由要以适当形式反馈或者公布。要完善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扩大听证范围，规范听证程序。听证参加人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听证意见要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要建立完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通过舆情跟踪、抽样调查、重点走访、会商分析等方式，对决策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进行科学预测、综合研判，确定风险等级并制订相应的化解处置预案。重大决策事项应交由财政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并经财政部门领导班子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不能提交会议讨论、作出决策。

　　18.建立重大决策跟踪反馈和评估制度。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财政部门要定期跟踪决策的实施情况，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对决策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开展重大财政决策执行效果的调查或检查，全面评估决策执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对决策予以调整或者停止执行。对违反决策规定、出现重大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追究责任。

　　19.规范财政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健全财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没有取得执法资格的人不得从事财政执法工作。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程序建设，分解执法权限，细化执法流程和环节，建立健全执法案件的审理审查决定制度和财政行政执法证据规则制度，加强程序违法行为的监督审查力度，着力改变重实体、轻程序现象。建立健全执法决定执行保障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实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实行行政执法案例指导制度，科学合理细化量化裁量权，避免执法的随意性。

　　20.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根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审核确认的结果，及时调整和取消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环节，公开审批程序，积极推动财政管理方式转变。积极推动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管理立法工作，进一步明确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的概念、设立依据和审批程序。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工作的各项配套制度和措施，加强行政审批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探索实施行政审批（许可）评价制度。

　　21.创新行政执法方式。探索推行行政指导工作，建立完善行政执法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防范和控制执法风险。坚持教育指导为先，全面推行全程说理式执法、行政监管劝勉、执法事项提示、轻微问题告诫、突出问题约谈、重大案件回访等柔性执法方式。

　　五、进一步提高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的监督效能

　　22.积极推进财政政务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财政部政务公开规定》和《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的指导意见》（财预[2010]31号）等的要求，逐步加大预算公开力度，重点公开政府预算、部门预算、预算执行以及转移支付等内容。政府所有公共支出、基本建设支出、行政经费支出预算和执行情况以及政府性基金收支预算和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等情况，除涉密内容外都要公开透明。积极指导、推动中央部门和地方预算公开。妥善做好依申请公开预算信息工作。财政部要积极推行财政政策公开、执行公开、服务公开。进一步拓宽办事公开领域，依法公开办事的依据、流程和结果，利用公共媒体、互联网、公告栏、电话咨询等各种方式，实现办事项目有关信息的充分告知，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23.建立健全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监督评价机制。围绕财政中心工作，定期开展对财政法律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监督制约，通过建立重大行政案件备案审查、执法案卷评查、检查结果通报等制度，全面监督和评估财政法律制度执行效力。适时分析财政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执行情况，评价财政法律制度实施的效果、效益，分析财政法律制度本身及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科学设定财政部门财政法律制度执行的考核指标，建立评价制度，规范制度执行程序，明确制度执行责任，将财政部门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法律制度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任用的重要指标，提高财政法律制度的执行力。

　　24.加强财政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严格依法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和行政诉讼当事人的义务。创新办案机制，严格依法办案，提高办案质量。进一步完善财政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相关工作制度。加强行政复议信息化建设，提高工作效率。

　　25.严格行政问责。制定财政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行政问责制度，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为、失职渎职、违法行政等行为，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失的，要依法进行追偿。督促和约束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严格依法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六、进一步提高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能力

　　26.重视财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意识与能力的培养。推进建立财政领导干部任职前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情况考察和法律知识测试制度，将考查测试结果作为能否任职的重要依据。继续推进领导干部法律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建立领导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培训长效机制。坚持和完善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法律讲座制度、法律知识年度考试制度，推行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将法律知识作为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要注重提拔使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意识强、能力突出、在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上作出实绩的财政干部。

　　27.健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领导体制和机制。建立由主要领导牵头的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领导机构，并建立健全领导机构议事协调工作制度。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将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纳入目标考核体系、绩效考评体系。上级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财政部门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的督促指导和考核，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工作不力的予以通报批评。

　　28.强化财政部门负责人作为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各级财政部门及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本机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第一责任人。要把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把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理财能力与水平作为加强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经常研究本部门财政法制建设情况，部署财政法制工作任务，加强检查督促，并定期向上级财政部门及本单位汇报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情况。

　　29.加强财政法制机构和干部队伍建设。财政法制机构是财政部门专司法制工作的机构，财政法制队伍是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的重要力量。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厘清财政法制工作职责，充分发挥财政法制机构在推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中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要加强财政法制干部培训，建立一支懂财政、通法律、政治强、作风硬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县（市）级以上财政部门要设立与依法行政依法理财工作职责和任务相适应的法制工作机构，提供必要的人员配备与经费保障。要建立健全县乡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各项制度和机制，充分发挥县乡财政在执行财政政策、服务人民群众中的窗口作用。

　　30.做好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工作，营造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社会氛围。各级财政部门要采取各种有效形式，不断创新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模式，精心组织财政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特别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财政改革发展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不断增强财政法制宣传教育实效，营造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良好社会氛围。

　　　　　　　　　　　　　　　　　　　　　　　　　　　　　 　　 财政部
　　　　　　　　　　　　　　　　　　　　　　　　　 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张栋 华东政法大学 副教授



关键词: 律师/政治参与/公共事务
内容提要: 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乃是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尺之一。作为法律的掌握者，律师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条件。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律师阶层的角色是重要并极富开拓性的，其作用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参与立法，促进法律进步；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任职；影响公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以及联系公众与政府，及时反映社会利益诉求等方面。律师是促进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应当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没有人能够否认律师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现在每20位律师中有两位是联邦政府、州政府、县政府和市政府的雇员，司法部门还不计算在内。……律师人数占美国参议院人数的2/3，占众议院人数的1/2，占州长人数的1/2至2/3。可以这样说，美国律师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向政府部门输送公务员”，尤其突出的是“美国历届三十六位总统中有二十三位曾经是律师”。[1]其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国的律师在政府中供职的情况与美国相似。当然，律师参与政治生活最根本的理由是法治或依法治国本身。通过修宪，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但是，这里所谓的法并不仅仅包括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条文，它还包括一整套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法律家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法治的意识。由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所构成的法律家群体正是这种知识、方法和意识的载体。[2]在这个意义上说，律师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乃是一国法治实现程度的标尺之一。作为法律的掌握者，律师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良好条件。他们将诉讼中得来的经验带入国家的治理之中，对于法治政府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对一个国家的管理者来说，律师阶层的角色是重要并极富开拓性的，其作用的实现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立法，促进法律进步

近年来，我国律师经常参与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如《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等多部法律的修改都广泛地征求律师的建议。2001年9月25日，中国首例由律师起草的地方法规《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经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当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草案的通过标志着我国在律师参与立法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

律师对法律进步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参与立法上。律师拥有丰富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司法实践经验，可为立法工作提供有效的帮助。律师是最重要的法律服务阶层，直接面对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通过与公诉人的唇枪舌剑或者与对方当事人针锋相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律师站在司法实践的最前沿，最了解法律适用的实际效用。律师通过其对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切身观察、体会，将意见提交立法机关，可以弥补职能立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现状脱节的最大不足。此外，律师通过与当事人打交道，对社会进行观察了解，清楚民众的想法，聆听民间的声音，他们的立法建议更加贴近实际，如此反映在立法工作中，更容易改进立法工作，同时也能通过反映民众的意见，获得民众对法律的尊重。因此，律师的职业特质和职业个性决定律师参与立法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律师具有广泛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严密的逻辑、雄辩的口才和很强的文字表达能力，并且进行着长期的法律实践，能够及时地发现法律的缺陷和漏洞，这些为律师参与各级立法机关的立法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在美国，律师历来是法律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从1900年起，律师就占美国立法机构中全部职位的1/4以上。日本《律师法》第1条规定，“律师要在诚实执行职务的基础上，努力维持社会秩序及改善法律制度”。在改善法律制度方面，日本律师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关于少年的立法，因为律师界的反对，使得严惩少年犯罪案件的立法意图未能实现。而在我国，律师的用武之地主要限于司法领域，律师这个“天然的立法资源”被长期忽视。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律师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也呈稳中有升之势。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部门立法和行业立法的腐败。起草主体的单一化、局部化和地方化是阻碍立法质量提高的关键。从过去制定法规的立法惯例看，多数是由政府各职能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承担起草任务。由于起草主体单一，个别部门或者行业协会都存在各自的局部利益。在立法实践中，一些部门容易将本部门的利益不适当地融入一些法规的草案之中，有时甚至通过起草的便利争夺管理权和执法权，扩大部门权力和利益。在古希腊城邦，为了防止立法的腐败，立法工作都是“邦外人”来操作的。现代律师的产生，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律师有自身的独立性，成为“邦外人”。而这种独立性反映在立法工作中，恰好是立法工作摆脱行政化，避免立法腐败所必须的。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缓解“大众立法”与“精英立法”的冲突。随着法治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立法已越来越公正透明，公众以及各种利益集团介入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利益博弈已进入立法层面。可以说我们正逐步走向一个透明立法的“立法博弈”的时代。“立法博弈”构成了对“部门立法”的有效监督，抑制了立法不公正的产生，但要使“立法博弈”下的法律更加公平、公正，必须建立一种理性的、平等的“立法博弈”的机制。律师的客观性、中立性和专业性决定了其是“立法博弈”下一个不可或缺的代表社会利益的利益集团。平衡“大众立法”和“精英立法”的冲突需要律师参与。从理论上讲，“大众立法”应当是最真实、最纯粹和最高级的立法形式，但正如萨托利所疑惑的那样，“从原则上大可以认为，亲自行使权力应当是胜于把权力委托给别人，基于公众参与的制度比代议制更安全或更完善。但历史表明，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和中世纪的公社，不知为什么总是既骚乱又短命。”[3]究其原因，“大众立法”有其固有的弊端，如理性缺乏、知识欠缺、效率低下等等。相反，由“立法精英”负责立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不仅能够克服立法效率低、立法成本高、智力支持不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深谙法治理念、具备知识素养、富于立法技巧的“立法精英”，能够对狂热、盲目的民意作出冷静、睿智的判断，并在立法中理性、审慎地予以体现。但是“精英立法”可能导致立法权享有者和实际立法者的分离，会产生立法的民主合法性危机，民众的立法话语权如何才能体现？立法如何体现“民意”？如何保护民众利益不被侵犯？立法内容的平等性体现为在立法过程中要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有些情况下甚至要向私权利作适当的倾斜，以维护实质上的公平。律师职业是一种社会中间组织，其权力来源是介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一种社会权力。其性质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在从事法律服务过程中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公众的法律诉求，律师以民间身份参与立法，某种意义上说是民众参与立法的一种形式。在民意机关的立法过程中，通过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律师间的辩论交锋，可以达到各种利益的平衡与协调；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律师作为一种私权利的代表可以防止公权力的独断专行，实现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从而使立法更加民主、公平。

律师参与立法，可以增强社会的认同感，提升律师的法律地位。律师参与立法是律师的政治功能的体现。在我国，律师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天然资源被忽视了，他们更多的是被定位为“经济人”，是与政治无关的“边缘化”群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了律师制度，律师成为最早摆脱政府色彩的市场中介服务人员。高学历、高收入使律师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行业之一。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法律知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法庭上，律师当众为法官斥责者有之，为公诉人羞辱者有之；在法庭外，律师为当事人拒之门外，甚至殴打致伤者有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律师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一方面，与少数律师不甘“清贫”，违反职业道德，违法操作，自毁长城有关。律师通过对立法活动的主动参与，有利于树立其法律服务阶层的形象，同时，有助于律师队伍提高整体素质，增强民众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也有利于法治化的进程。

二、进入国家政权机关任职

从世界范围来看，通过直接从事政府工作，成为政治生活的成员是律师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体现和最根本的方式。因为律师只有进入国家机关任职，才能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观点、执政方式等付诸实施，才能直接使各种利益诉求变为公共产品输出，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追求和社会价值。美国许多州长、议员乃至总统都是由律师来担任即是这一方式的最好注解。律师通过角色转化，直接从事政府工作，不但能够提高政府对法律的重视程度，还可以增强政府在法律框架内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不能期待由不懂法律，甚至视法律为羁绊的人组成的政府会真正施行法治。律师对法律规则有着敏锐的洞察，他们走向政治，能将法律职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融入政府的管理之中。托克维尔指出，在美国“大部分公务人员都是或曾经是法学家，所以他们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公务活动中去”[4]（“法学家”包括但不限于律师）。律师的职业属性也与法治政府的运作模式存在内生的相通。现代法治政府要求执政者在理性的决策程序下，加强对多元利益的认知，做到平息社会纠纷，消除社会矛盾，使得权力的运行呈现一种良性平稳的状态。律师具有理性审慎的思维方式和运用法律熟练地解决社会纷争的能力，其在把握法治的理念，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平衡不同利益的冲突上，较之其他社会成员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律师们对不同利益的敏锐观察，对法律规范的准确把握，对论辩技巧的熟练运用，正是他们成为现代政府里最活跃也是最重要角色的原因。”[5]

三、影响公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现代社会中，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职能。律师则从法律的角度，对政府的活动提出意见及建议，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从律师的知识特点角度来看，律师具有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同时也是运用法律知识处理各类问题的专家。政府的许多重大决策都面临着许多层次的法律关系，可能涉及行政法、民法等各个方面。政府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但未必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识，尤其缺乏综合处理各种法律关系的能力，因而律师可以协助政府机关把好重大决策的法律关口。从律师的职业特性角度看，律师同法学理论专家比较，对于法律实务中出现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综合的法律往往更有全面的了解与研究。同时，律师每天参与大量法律实务，诉讼经验丰富，积累了丰富的法律风险的防范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看，律师参与政府重大决策法律风险防范，可以从合法性方面给政府重大决策把关。从律师的独立身份角度来看，律师作为提供法律服务的专职人员，有自由工作者具有的独立的身份，不存在制度限制及公正性的怀疑问题，其参与立法有利于提升政府形象。另外，律师独立于行政机关，这也是与政府所属的法制办等政府法律专职人员的区别所在。法制办专职人员在行政上隶属于政府，在人事及财政上都受政府支配，因此在具体的政府重大决策过程中，他们所提的法律意见有时候会流于形式，而律师不同，律师有自己独立的收入，管理体制上也不直接受制于政府，由于其民间身份，可以独立发表观点，可以从民众角度出发，敢于向政府“挑刺”。可见，律师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的影响对于维护法治及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律师参政议政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可以有效地监督和促进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减少滥用公权行为的发生，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和大力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使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各项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在形式上，律师以法律顾问的形式参与政府的决策，充当执法参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

四、联系公众与政府，及时反映社会利益诉求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通过及时向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利益表达，使国家适时采取相应措施满足社会利益诉求，以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政治统治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协调，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家机构有序运转，二是公众同政府关系协调一致。政治参与和政治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政治稳定是实现普遍公民有效政治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保持政治稳定，不断建立和完善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才能为公民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途径和渠道。另一方面，有序的政治参与可以有效促进和维护政治稳定。因为政治参与是公民与政治体系发生联系的最直接的形式，必然影响到政治利益的分配。每个公民都想通过政治参与来获取自己想要获取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们也是以能够得到或部分得到相应的满足为限度的。[6]有序的政治参与意味着政治系统输入公众利益诉求，使政府获得全面而又具体可靠的政治资源，输出相应的政治产品以满足公众的不同需求。“事实表明，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7]从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社会福利的发展，增进公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带来政治系统的稳定。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参与并不必然与政治稳定成正比关系，不适当的政治参与则会破坏政治稳定。实践表明，面对利益主体多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新情况，政府在加强社会管理中，遇到社会矛盾时如果总是冲在最前面，事事与群众直接面对，容易丧失回旋余地，削弱政府的公信力。而解决这些民事矛盾、行政矛盾和刑事矛盾的纠纷，以律师为代表的社会中介组织人员身份超脱独立、有高度专业知识，在政府、经济实体和群众之间能起到沟通和平衡的独特作用，有利于建立全过程、多渠道、全方位、法治化与柔性化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律师也可以法律顾问的身份协助政府管理，为政府提供法律咨询、草拟规范性文件、代理法律事务等促进政府依法行政。




注释:
[1]参见［美］马丁·梅耶：《美国律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2]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3]［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页。
[4]［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10页。
[5]贺卫方：《律师的政治参与》，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3期。
[6]［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7]［美］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