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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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05]1518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关于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考务费项目的函》（[2005]广发人字335号）收悉。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收取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费的通知》（财综字[2005]33号）的有关规定，经研究，现就广播电视新闻采编等人员资格考试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所属广播电视规划院在组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时，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考试机构收取的考务费标准为：新闻采编人员考试每人30元，播音员、主持人考试每人40元。
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电视考试机构向报考人员收取的广播电视新闻采编人员、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费收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根据本地考试机构组织报名、租用考试场地和聘请监考人员的实际费用核定。
三、收费单位应按规定到指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办理收费许可证，并按财务隶属关系分别使用财政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四、收费单位要严格按照上述规定收费，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口试费等其他任何费用，并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2年。有效期满后，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按规定程序将收费标准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重新申报。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二○○五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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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晟文化用品有限公司等与上海天狐礼品制作有限公司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员工在外兼职可能给企业带来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故企业须通过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对员工的兼职行为加以限制等方式进行防范。而对于欲在外进行兼职的企业员工来说，其须负担起对本单位的劳动义务及保密义务，防止侵犯了本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基本案情
原告天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4日，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礼品等。被告海晟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3日，经营范围包括：文化用品、教育仪器、办公用品等。2004年2月1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被告郭某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间为2004年2月1日至2005年1月31日，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该《劳动合同》约定：员工应保守公司商业秘密，不得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和资源为本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2004年6月，郭某从天狐公司处离职。
2004年4月，郭某通过天狐公司员工李某的电子邮箱与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英中上海代表处”）联系定制护照夹、名片夹、徽章、领带的业务。2004年7月7日，被告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订购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合同总价款人民币9万余元。合同签订后，英中上海代表处向海晟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6，035元。该笔货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由郭某代海晟公司至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
2004年7月23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订购的产品、数量、价格均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和海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内容一致。英中上海代表处与天狐公司签订的合同还在货款结算方式项下作了特别说明：1、英中上海代表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郭某与海晟公司以欺骗手段获取订货合同，但英中上海代表处的真实意向是与天狐公司合作签约；2、英中上海代表处已付给郭某及海晟公司的款项不需重付，该部分款项抵作天狐公司的预付款。合同第七项补充条款还载明：该合同签订之日，英中上海代表处不再履行其与郭某及海晟公司签订的合同，由于该合同可能引起的英中上海代表处与郭某及海晟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由天狐公司承担。
后天狐公司以郭某、海晟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庭审中，被告郭某向法院陈述，其与被告海晟公司签订过《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合约载明的工作期限是2003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他也确实到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过金额为人民币46，035元的支票，该支票是英中上海代表处支付给海晟公司的。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天狐公司主张其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就定制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物品进行洽谈，双方欲签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包括交易的商品、数量、价格等内容属于其享有的商业秘密。上述信息是原告与其特定的客户，就某项特定的业务进行洽谈而形成的信息，直接与原告的竞争优势及经济利益相关，原告为此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他人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上述信息，因此原告所主张的上述经营信息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郭某曾是原告的员工，并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掌握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事实上，被告郭某除为原告工作外，同时又为被告海晟公司工作。而郭某对最终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的并非原告而是海晟公司是知情的。英中上海代表处认为其真实意向是与原告天狐公司签订合同，并认为是在被郭某及海晟公司欺骗了的情况下才与海晟公司签订了合同。事后，英中上海代表处亦不再履行其与海晟公司的合同，转而改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对于上述情况两被告均未递交任何证据进行反驳。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郭某向被告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海晟公司明知上述情况，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海晟公司、郭某共同赔偿原告天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6，035元（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致使原告履行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的《购销合同》的义务后少收的合同款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亦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判决后，海晟公司、郭某均不服，向上海市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未与郭某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未注销郭某的劳动手册，致使上诉人海晟公司与郭某签订兼职劳动合同时，不知道郭某是天狐公司职工；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之间签订有规范的供销合同，海晟公司与天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常识的人应当知道不可能是一家公司；被上诉人与英中上海代表处所签合同侵犯了海晟公司的合法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等。天狐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
上海市高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一审基本相同。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涉案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拥有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郭某向上诉人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上诉人海晟公司应当知道上述情况却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故两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现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无法取得的合同款项46，035元系两上诉人侵害被上诉人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而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两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但同时又和与天狐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海晟公司签有《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并利用天狐公司的信息、资源，代表海晟公司与本应是天狐公司的客户签订购销合同，给天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作为像天狐公司一样的用人单位，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又该如何对员工在同业中的兼职行为进行管理呢？
兼职，是指劳动者在某一时期内，同时受雇于两个以上用人单位，从事双重或多重的有报酬的劳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该法第五章中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兼职所持的态度应是：只要兼职与本职业务无利害冲突，兼职就可以被允许。
对于拥有商业秘密的企业来说，劳动者在其他单位兼职，无疑会存在其商业秘密被泄露的危险，一旦员工将这些信息泄露给其竞争对手，对企业的打击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兼职是劳动者对其业余时间的自由处分，法律并未明文禁止，故企业要限制员工的兼职行为，只能通过与劳动者的约定，通过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在企业工作期间，不得到其它与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兼职的方式为劳动者创设不得兼职义务。同时，还应对员工违约的赔偿或处罚责任予以注明，以此警示劳动者不得任意违约。
而对于想要兼职的劳动者来说，只要用人单位未在劳动合同中或保密协议中对其兼职行为予以限制，其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外兼职：一是对本单位担负起劳动义务，完成应尽的工作任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才可解除劳动合同；二是对企业担负起忠诚义务。劳动者在外兼职时，应注意尊重和保护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不能向兼职单位披露或允许其使用属于本单位商业秘密的技术、经营信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某些劳动者是不被允许有兼职行为的，如国家公务员不得进行兼职；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在某些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多。企业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出去，须注意与劳动者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对兼职行为及其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加以约定，从而加强对兼职员工的约束与规范，更好的保护企业的经济利益。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关于立案监督的若干问题研究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 罗炳锋 黄定威
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刑事监督职能，既反映了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最高追求。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履行这一职能，对于减少和遏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的问题，及在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立法的、人为的、历史文化的等各种原因，监督不畅、质量不高、效果欠佳的情形仍然存在，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实现，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应有的法律效果。本文针对立案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相关的对策。
一、关于立案监督立法现状的解构
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对此都作了规定。《宪法》第129条和第135条是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原则性、宏观性、普通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通过第7条、第8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将其具体化，而其中一条极为重要也是最为具体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表述：“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二、关于立案监督对象的完整确认
《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未设置对其它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首先，从《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职能自动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也就是说该法所指的公安机关当然包括上述机关（部门）。其次，从理论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对人民法院的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职责的应有之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将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三、关于立案监督权限的重新设定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既有强制力保障，又有具体操作规程可遵循的、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刑事立案监督权。立法应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中相应的职权主要有：
1、调查权，即有权调取和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案卷材料，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决定书，有权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了解、调查与核实。
2、备案审查权，即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办理各类刑事案件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
3、决定权，即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的违法立案程序的决定，刑事立案主体在接到决定书后应当遵照执行。
4、处罚建议权，即发现刑事立案主体工作人员在刑事立案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进行纠正后，对方仍然拒不改正的，人民检察院有权依照监督处罚程序，发出处理相关办案人员的建议权。
四、关于立案监督范围的准确界定
《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监督范围界定不全，易形成立案监督的空白地带。因此，明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主体的“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及其他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立案监督权迫在眉睫。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划清“没立案”和“不立案”的界限。“没立案”是指刑事立案主体没有发现或虽已发现，但正在审查，还没有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案件。“不立案”是指刑事立案主体已经作出不立案决定的案件。只有刑事立案主体已经作出不立案决定的案件，才能按照刑事立案监督程序来办理。
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事立案主体已经发现并掌握了犯罪事实，本该立案，但由于缺乏控告、举报等材料而不立案。二是刑事立案主体对案情复杂，一时难以侦破的案件，不立案就开展侦查，待破了案再补立案手续。这种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三是刑事立案主体对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案件故意不予立案或者或者以罚代刑、以劳代刑等。这种故意往往出于执法人员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原因，是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重点。
此外，立案监督的范围应当不仅局限于对是否立案的法律监督，还包括对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规范以及立案和不立案的决定是否合法等相关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尤其要重点抓好下列案件：1、刑事立案主体接到报案或者发现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刑事立案决定的。2、刑事立案主体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以治安处罚案件立案或者处理。3、刑事立案主体刑事立案后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本应当撤销案件却转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理的。4、检察机关发现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犯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5、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自诉或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6、人民法院对公民提出的自诉案件以不属于自诉案件为理由不予立案，而公安机关又以自诉案件归法院受理为由不予受理的。
五、关于立案监督的常见难点分析
立案监督工作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困难、磨难甚至责难，形成一个个难点。从立案监督的工作过程、任务和效果看，这些难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方面，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道狭窄。目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线索来源一是靠审查批捕、起诉案件时发现，二是主要集中在当事人举报、控告、申诉及其他信访部门移送。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造成相当一部分立案活动未能进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与社会各界定期联系便于反馈信息制度、建立下级院自侦、批捕部门向上级院批捕部门报送立案与不立案决定书，逮捕与不逮捕决定书等文书备案审查制度以及建立本院内部各部门特别是控申、起诉部门发现线索及时移送批捕部门的内部联动机制，以畅通线索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受理部门与办案部门脱节。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是派出所、刑警队等，而受理立案监督案件的是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使一些立案监督案件无法落实。二是对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同一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对有些案件，公安机关认为可不作为犯罪处理，造成以罚代刑。这在卖淫、嫖娼、拉皮条、赌博等案件的处理上比较常见。
六、加强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首先，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必须处理好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在配合中监督，通过监督更好地配合。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是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重点。实践证明，凡是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比较好的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开展就顺利，反之工作就打不开局面。加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协调，主要通过联合制定工作规则等方法，弥补立法上的缺陷，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推进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有效开展。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文，要求刑事立案主体移送发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撤案决定书等文书材料备案审查，使得检察机关从源头上把握立案监督有法可依。具体处理上可以依托互联网，允许检察机关进入公安网查询立破案情况，也可以实行网络传递，各单位在资料备份存盘的同时发送电子邮件、信息给检察院。
其次， 加强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统一认识。可以以联合行文的方式要求各级国税、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药监和烟草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时，须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同时报检察机关备案。对行政执法部门已经移送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将依法行使立案监督权。这样在拓宽了案源渠道，也保证了案件的质量。
再次，争取党委、人大的支持。在立案监督中，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及有关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文书同时要及时抄报给同级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在遇到困难时及时请示汇报，请他们出面解决问题。特别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案子，争取上级的支持，又快又好地完成立案监督工作。
七、健全立案监督的内部工作机制
建立刑事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公安机关对受案、决定立案或不立案、撤案的刑事案件应当及时将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不立案决定书、撤案决定书报送同级检察机关负责刑事立案监督的部门，对决定不立案和撤案的案件，还应报送案件的卷宗和其他主要证据材料。检察机关负责立案监督的部门应将受案、决定立案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登记、编号、建档；对决定不立案和撤案的案件，通过审查上述备案材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审核其不立案、撤案的理由是否成立。对其中确系应当立案侦查而作不立案处理的案件，应发送《立案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撤案不当的案件，应发送《恢复立案通知书》，通知恢复立案。
建立案件跟踪催办制度。检察机关对于已发出上述《立案通知书》、《恢复立案通知书》及各种纠正意见的案件，应限定具体的执行期限，并派员跟踪监督落实情况，催办执行结果。建立案件复查制度。检察机关对同级公安机关受案至侦察阶段的各类案件应组织人员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复查。其方法是，将公安机关的备案材料、群众来信来访材料与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材料相对照，从中发现漏报的各类案件。发现漏报案件后，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对案件进行登记。对于有问题的案件，按上述第一项制度中的有关程序、规定办理即可。建立立案监督部门自行立案侦查的强制性监督制度。检察机关针对已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和恢复立案通知，及责令侦办的各类案件，其限定的执行期限已至，公安机关仍拒不执行的，应对案件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审查起诉，以纠正其违法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
尝试由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执行环节的立案监督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罪犯刑罚执行期间再犯罪的立案监督权的归属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重新明确监所检察部门办案范围的通知》中规定“监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服刑罪犯又犯罪案件、劳教人员犯罪案件，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既然监所检察部门有对服刑罪犯又犯罪的审查批捕权，就应当享有类似于审查逮捕部门的“立案监督权”，即监所检察部门应享有对服刑罪犯再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权。此外，从立案监督原则看，立案监督的原则是“依法、准确、及时、有效”，监所检察部门因业务关系与服刑罪犯接触较多，监外执行期间罪犯的活动也大多在监所检察人员的监督之下，若服刑罪犯再犯罪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或者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所检察人员就能及时发现，便于及时监督，而这些便利条件是审查逮捕部门所不具备的。
八、关于设立立案监督专门机构设想
科学、合理、高效的机构是刑事立案监督的组织保障。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2、373条之规定，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职能分别由审查逮捕部门和控告申诉部门行使（审查逮捕部门主要负责监督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发现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控告申诉部门主要受理当事人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申诉）。这一体制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诸多不足，刑事立案监督是独立于侦查监督、控审监督之外的一种法律监督形式，其性质、对象、措施等与其他形式的法律监督有根本的不同。将本该由一个专门部门行使的独立职能人为地割裂开来，混淆了立案监督与这两种监督的界限，降低了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地位，既不利于刑事立案监督活动的开展，又分散了刑事侦查监督和刑事控申监督的力量。
因此，设立专门的刑事立案监督机构，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实际负责刑事立案监督工作。这是刑事立案监督的组织保证。同时，我们可以规范以下步骤：1、刑事立案主体立案后，要将刑事案件立案登记表三天内抄送人民检察院备案，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2、在刑事立案监督的各个环节要以书面形式进行，并规定统一的法律文书。3、在乡镇和刑事案件多发地区设立刑事立案监督联络员，为人民检察院提供刑事立案监督线索，拓宽刑事立案监督渠道。4、建立刑事立案监督的听证制度，让刑事案件当事人了解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和程序，提高刑事立案监督的透明度。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5）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0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沪高民三（知）终字第1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员工在外兼职可能给企业带来商业秘密被泄露的风险，故企业须通过在劳动合同或保密协议中对员工的兼职行为加以限制等方式进行防范。而对于欲在外进行兼职的企业员工来说，其须负担起对本单位的劳动义务及保密义务，防止侵犯了本单位的商业秘密。
三、基本案情
原告天狐公司成立于2002年3月14日，经营范围包括：日用百货、办公用品、工艺礼品等。被告海晟公司成立于2001年3月23日，经营范围包括：文化用品、教育仪器、办公用品等。2004年2月1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被告郭某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有效期间为2004年2月1日至2005年1月31日，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该《劳动合同》约定：员工应保守公司商业秘密，不得利用公司的商业秘密和资源为本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谋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2004年6月，郭某从天狐公司处离职。
2004年4月，郭某通过天狐公司员工李某的电子邮箱与英国英中贸易协会上海代表处（以下简称“英中上海代表处”）联系定制护照夹、名片夹、徽章、领带的业务。2004年7月7日，被告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订购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合同总价款人民币9万余元。合同签订后，英中上海代表处向海晟公司支付货款人民币46，035元。该笔货款以支票形式支付，由郭某代海晟公司至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
2004年7月23日，原告天狐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该合同中约定订购的产品、数量、价格均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和海晟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内容一致。英中上海代表处与天狐公司签订的合同还在货款结算方式项下作了特别说明：1、英中上海代表处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郭某与海晟公司以欺骗手段获取订货合同，但英中上海代表处的真实意向是与天狐公司合作签约；2、英中上海代表处已付给郭某及海晟公司的款项不需重付，该部分款项抵作天狐公司的预付款。合同第七项补充条款还载明：该合同签订之日，英中上海代表处不再履行其与郭某及海晟公司签订的合同，由于该合同可能引起的英中上海代表处与郭某及海晟公司之间的违约责任，由天狐公司承担。
后天狐公司以郭某、海晟公司侵犯其商业秘密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庭审中，被告郭某向法院陈述，其与被告海晟公司签订过《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合约载明的工作期限是2003年12月20日至2004年12月20日，他也确实到英中上海代表处领取过金额为人民币46，035元的支票，该支票是英中上海代表处支付给海晟公司的。
四、法院审理
上海市二中院认为：本案中，原告天狐公司主张其与英中上海代表处就定制护照夹、名片夹、领带等物品进行洽谈，双方欲签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信息，包括交易的商品、数量、价格等内容属于其享有的商业秘密。上述信息是原告与其特定的客户，就某项特定的业务进行洽谈而形成的信息，直接与原告的竞争优势及经济利益相关，原告为此也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他人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上述信息，因此原告所主张的上述经营信息符合法律规定的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应受到法律保护。
被告郭某曾是原告的员工，并在原告公司工作期间掌握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事实上，被告郭某除为原告工作外，同时又为被告海晟公司工作。而郭某对最终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购销合同》的并非原告而是海晟公司是知情的。英中上海代表处认为其真实意向是与原告天狐公司签订合同，并认为是在被郭某及海晟公司欺骗了的情况下才与海晟公司签订了合同。事后，英中上海代表处亦不再履行其与海晟公司的合同，转而改与原告签订了合同。对于上述情况两被告均未递交任何证据进行反驳。
因此，根据现有证据，原审法院认为被告郭某向被告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原告的商业秘密，被告海晟公司明知上述情况，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商业秘密，依法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综上，法院最后判决被告海晟公司、郭某共同赔偿原告天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46，035元（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致使原告履行与英中上海代表处签订的《购销合同》的义务后少收的合同款项）。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亦由两被告共同负担。
判决后，海晟公司、郭某均不服，向上海市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上诉费由被上诉人承担。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为：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未与郭某签订正式劳动合同，未注销郭某的劳动手册，致使上诉人海晟公司与郭某签订兼职劳动合同时，不知道郭某是天狐公司职工；海晟公司与英中上海代表处之间签订有规范的供销合同，海晟公司与天狐公司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常识的人应当知道不可能是一家公司；被上诉人与英中上海代表处所签合同侵犯了海晟公司的合法利益，应属无效合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等。天狐公司则同意一审判决。
上海市高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一审基本相同。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涉案信息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拥有的商业秘密，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上诉人郭某向上诉人海晟公司披露了其所掌握的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而上诉人海晟公司应当知道上述情况却仍使用了郭某披露的信息，故两上诉人的行为侵害了被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现被上诉人天狐公司无法取得的合同款项46，035元系两上诉人侵害被上诉人商业秘密的侵权行为而给被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两上诉人对此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故综上，两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上海市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郭某在天狐公司担任业务员工作，但同时又和与天狐公司具有竞争关系的海晟公司签有《兼职员工工作合约》，并利用天狐公司的信息、资源，代表海晟公司与本应是天狐公司的客户签订购销合同，给天狐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作为像天狐公司一样的用人单位，应如何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又该如何对员工在同业中的兼职行为进行管理呢？
兼职，是指劳动者在某一时期内，同时受雇于两个以上用人单位，从事双重或多重的有报酬的劳动。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可以随时解除劳动合同。”第九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与其他用人单位尚未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给其他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以及该法第五章中关于非全日制用工的有关规定。可以看出，《劳动合同法》对兼职所持的态度应是：只要兼职与本职业务无利害冲突，兼职就可以被允许。
对于拥有商业秘密的企业来说，劳动者在其他单位兼职，无疑会存在其商业秘密被泄露的危险，一旦员工将这些信息泄露给其竞争对手，对企业的打击将会是十分巨大的。但由于兼职是劳动者对其业余时间的自由处分，法律并未明文禁止，故企业要限制员工的兼职行为，只能通过与劳动者的约定，通过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在企业工作期间，不得到其它与企业有竞争关系的单位兼职的方式为劳动者创设不得兼职义务。同时，还应对员工违约的赔偿或处罚责任予以注明，以此警示劳动者不得任意违约。
而对于想要兼职的劳动者来说，只要用人单位未在劳动合同中或保密协议中对其兼职行为予以限制，其在满足下列条件时，仍可高枕无忧的在外兼职：一是对本单位担负起劳动义务，完成应尽的工作任务。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劳动者与其它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只有在对完成本单位工作任务造成影响或经用人单位指出，拒不改正的，用人单位才可解除劳动合同；二是对企业担负起忠诚义务。劳动者在外兼职时，应注意尊重和保护本单位的商业秘密，不能向兼职单位披露或允许其使用属于本单位商业秘密的技术、经营信息。另外，根据相关法律，某些劳动者是不被允许有兼职行为的，如国家公务员不得进行兼职；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任同类企业的职务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的兼职行为在某些领域可能会越来越多。企业要保护自己的商业秘密不被在外兼职的员工泄露出去，须注意与劳动者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对兼职行为及其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加以约定，从而加强对兼职员工的约束与规范，更好的保护企业的经济利益。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关于立案监督的若干问题研究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检察院 罗炳锋 黄定威
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以及刑事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法律监督，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刑事监督职能，既反映了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也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的最高追求。从实践来看，检察机关履行这一职能，对于减少和遏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执法不严的问题，及在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立法的、人为的、历史文化的等各种原因，监督不畅、质量不高、效果欠佳的情形仍然存在，立法意图不能很好实现，致使检察机关在具体操作时难以达到预期应有的法律效果。本文针对立案监督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探讨相关的对策。
一、关于立案监督立法现状的解构
对立案阶段的法律监督问题，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对此都作了规定。《宪法》第129条和第135条是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立法的原则性、宏观性、普通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通过第7条、第8条、第86条、第87条的规定将其具体化，而其中一条极为重要也是最为具体的规定是《刑事诉讼法》第87条的表述：“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从这一规定可看出，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立案监督的手段主要是一些软措施，如发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
基于立法上的缺陷，导致了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先天不足。如对于公安机关接到立案通知后仍不立案的处理，就仅有“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当在十五日内决定立案，并将立案决定书送达人民检察院。在上述时限内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公安机关仍不予纠正的，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或者报告同级人大常委会。”至于检察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上一级检察机关商同级公安机关处理的时限，以及上一级仍不能达成共识的处理办法等均没有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检察院一定的立案监督处分权和追究有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力，成为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的一个“盲点”。
二、关于立案监督对象的完整确认
《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对象仅局限于公安机关，而未设置对其它刑事立案主体（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进行立案监督的法律条文，从而导致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无法可依，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错误行为和违法现象得不到及时纠正。首先，从《刑事诉讼法》本身的规定来看，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所涉及的职能自动包括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以及检察院的自侦部门，也就是说该法所指的公安机关当然包括上述机关（部门）。其次，从理论法学角度上来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行为是否合法实施的法律监督，人民法院同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一样均享有刑事（自诉）案件的立案权，所以对人民法院的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职责的应有之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只有将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同时列为刑事立案监督的对象，刑事立案监督制度才科学、规范和全面。
三、关于立案监督权限的重新设定
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工作要真正落到实处，必须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既有强制力保障，又有具体操作规程可遵循的、充分体现检察机关监督职能作用的刑事立案监督权。立法应赋予人民检察院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中相应的职权主要有：
1、调查权，即有权调取和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案卷材料，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不立案和撤案决定书，有权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作进一步了解、调查与核实。
2、备案审查权，即有权审查刑事立案主体办理各类刑事案件受案、立案、破案的登记表册。
3、决定权，即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决定，有权作出变更刑事立案主体的违法立案程序的决定，刑事立案主体在接到决定书后应当遵照执行。
4、处罚建议权，即发现刑事立案主体工作人员在刑事立案活动中存在违法行为时，在发出纠正违法通知进行纠正后，对方仍然拒不改正的，人民检察院有权依照监督处罚程序，发出处理相关办案人员的建议权。
四、关于立案监督范围的准确界定
《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监督范围界定不全，易形成立案监督的空白地带。因此，明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立案主体的“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及其他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立案监督权迫在眉睫。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注意划清“没立案”和“不立案”的界限。“没立案”是指刑事立案主体没有发现或虽已发现，但正在审查，还没有作出是否立案决定的案件。“不立案”是指刑事立案主体已经作出不立案决定的案件。只有刑事立案主体已经作出不立案决定的案件，才能按照刑事立案监督程序来办理。
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范围，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实际操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刑事立案主体已经发现并掌握了犯罪事实，本该立案，但由于缺乏控告、举报等材料而不立案。二是刑事立案主体对案情复杂，一时难以侦破的案件，不立案就开展侦查，待破了案再补立案手续。这种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三是刑事立案主体对符合法定立案条件的案件故意不予立案或者或者以罚代刑、以劳代刑等。这种故意往往出于执法人员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等原因，是人民检察院进行监督的重点。
此外，立案监督的范围应当不仅局限于对是否立案的法律监督，还包括对刑事立案程序是否规范以及立案和不立案的决定是否合法等相关刑事立案活动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尤其要重点抓好下列案件：1、刑事立案主体接到报案或者发现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没有作出刑事立案决定的。2、刑事立案主体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以治安处罚案件立案或者处理。3、刑事立案主体刑事立案后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本应当撤销案件却转治安处罚或者劳动教养处理的。4、检察机关发现正在被执行刑罚的罪犯，在判决宣告以前还有其他犯罪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5、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证据不足被驳回自诉或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6、人民法院对公民提出的自诉案件以不属于自诉案件为理由不予立案，而公安机关又以自诉案件归法院受理为由不予受理的。
五、关于立案监督的常见难点分析
立案监督工作不可避免地遭遇各种困难、磨难甚至责难，形成一个个难点。从立案监督的工作过程、任务和效果看，这些难点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方面，立案监督线索来源渠道狭窄。目前，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线索来源一是靠审查批捕、起诉案件时发现，二是主要集中在当事人举报、控告、申诉及其他信访部门移送。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造成相当一部分立案活动未能进入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因此可以通过建立与社会各界定期联系便于反馈信息制度、建立下级院自侦、批捕部门向上级院批捕部门报送立案与不立案决定书，逮捕与不逮捕决定书等文书备案审查制度以及建立本院内部各部门特别是控申、起诉部门发现线索及时移送批捕部门的内部联动机制，以畅通线索来源渠道。
另一方面，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受理部门与办案部门脱节。公安机关的办案部门是派出所、刑警队等，而受理立案监督案件的是公安机关的法制部门，使一些立案监督案件无法落实。二是对立而不侦、侦而不结的案件。
此外，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在同一案件事实的认识上存在分歧。对有些案件，公安机关认为可不作为犯罪处理，造成以罚代刑。这在卖淫、嫖娼、拉皮条、赌博等案件的处理上比较常见。
六、加强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
首先，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必须处理好监督与配合的关系，在配合中监督，通过监督更好地配合。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是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重点。实践证明，凡是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比较好的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开展就顺利，反之工作就打不开局面。加强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协调，主要通过联合制定工作规则等方法，弥补立法上的缺陷，建立良好的工作环境，推进刑事立案监督工作有效开展。建议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文，要求刑事立案主体移送发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撤案决定书等文书材料备案审查，使得检察机关从源头上把握立案监督有法可依。具体处理上可以依托互联网，允许检察机关进入公安网查询立破案情况，也可以实行网络传递，各单位在资料备份存盘的同时发送电子邮件、信息给检察院。
其次， 加强和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统一认识。可以以联合行文的方式要求各级国税、地税、工商、质量技术监督、药监和烟草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时，须及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同时报检察机关备案。对行政执法部门已经移送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线索，检察机关将依法行使立案监督权。这样在拓宽了案源渠道，也保证了案件的质量。
再次，争取党委、人大的支持。在立案监督中，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的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及有关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文书同时要及时抄报给同级人大常委会、政法委员会，在遇到困难时及时请示汇报，请他们出面解决问题。特别是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的案子，争取上级的支持，又快又好地完成立案监督工作。
七、健全立案监督的内部工作机制
建立刑事案件备案审查制度。公安机关对受案、决定立案或不立案、撤案的刑事案件应当及时将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不立案决定书、撤案决定书报送同级检察机关负责刑事立案监督的部门，对决定不立案和撤案的案件，还应报送案件的卷宗和其他主要证据材料。检察机关负责立案监督的部门应将受案、决定立案案件的有关法律文书登记、编号、建档；对决定不立案和撤案的案件，通过审查上述备案材料（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查核实），审核其不立案、撤案的理由是否成立。对其中确系应当立案侦查而作不立案处理的案件，应发送《立案通知书》，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对撤案不当的案件，应发送《恢复立案通知书》，通知恢复立案。
建立案件跟踪催办制度。检察机关对于已发出上述《立案通知书》、《恢复立案通知书》及各种纠正意见的案件，应限定具体的执行期限，并派员跟踪监督落实情况，催办执行结果。建立案件复查制度。检察机关对同级公安机关受案至侦察阶段的各类案件应组织人员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复查。其方法是，将公安机关的备案材料、群众来信来访材料与公安机关的受案登记材料相对照，从中发现漏报的各类案件。发现漏报案件后，应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并对案件进行登记。对于有问题的案件，按上述第一项制度中的有关程序、规定办理即可。建立立案监督部门自行立案侦查的强制性监督制度。检察机关针对已向公安机关发出立案和恢复立案通知，及责令侦办的各类案件，其限定的执行期限已至，公安机关仍拒不执行的，应对案件直接立案侦查，并移交审查起诉，以纠正其违法决定，维护法律的尊严。
尝试由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执行环节的立案监督权。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罪犯刑罚执行期间再犯罪的立案监督权的归属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重新明确监所检察部门办案范围的通知》中规定“监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移送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服刑罪犯又犯罪案件、劳教人员犯罪案件，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工作”。既然监所检察部门有对服刑罪犯又犯罪的审查批捕权，就应当享有类似于审查逮捕部门的“立案监督权”，即监所检察部门应享有对服刑罪犯再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权。此外，从立案监督原则看，立案监督的原则是“依法、准确、及时、有效”，监所检察部门因业务关系与服刑罪犯接触较多，监外执行期间罪犯的活动也大多在监所检察人员的监督之下，若服刑罪犯再犯罪应当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或者不应立案而立案的，监所检察人员就能及时发现，便于及时监督，而这些便利条件是审查逮捕部门所不具备的。
八、关于设立立案监督专门机构设想
科学、合理、高效的机构是刑事立案监督的组织保障。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72、373条之规定，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职能分别由审查逮捕部门和控告申诉部门行使（审查逮捕部门主要负责监督在审查批捕工作中发现的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控告申诉部门主要受理当事人对刑事立案活动中的违法行为的申诉）。这一体制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诸多不足，刑事立案监督是独立于侦查监督、控审监督之外的一种法律监督形式，其性质、对象、措施等与其他形式的法律监督有根本的不同。将本该由一个专门部门行使的独立职能人为地割裂开来，混淆了立案监督与这两种监督的界限，降低了刑事立案监督的法律地位，既不利于刑事立案监督活动的开展，又分散了刑事侦查监督和刑事控申监督的力量。
因此，设立专门的刑事立案监督机构，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实际负责刑事立案监督工作。这是刑事立案监督的组织保证。同时，我们可以规范以下步骤：1、刑事立案主体立案后，要将刑事案件立案登记表三天内抄送人民检察院备案，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审查。2、在刑事立案监督的各个环节要以书面形式进行，并规定统一的法律文书。3、在乡镇和刑事案件多发地区设立刑事立案监督联络员，为人民检察院提供刑事立案监督线索，拓宽刑事立案监督渠道。4、建立刑事立案监督的听证制度，让刑事案件当事人了解刑事案件的立案条件和程序，提高刑事立案监督的透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