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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民族贸易企业执行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2001)6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财政部驻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为进一步发展民族贸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经国务院批准，现对民族贸易企业有关增值税问题通知如下：
一、在2005年年底以前，对民族贸易县县级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供销社企业销售货物，按实际缴纳增值税税额先征后返50％，具体返还办法由财政部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构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94）财预字第55号文件的规定执行；对县以下（不含县）国有民族贸易企业和基层供销社销售货物免征增值税。
二、上述企业改制后所有制性质发生变化的，仍可享受第一条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三、上述减免和返还的税款按照现行财政体制，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负担。在此期间，国家如果对民族贸易县进行重新调整认定，按调整后的民族贸易县范围执行。
四、以上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销售给出口企业和市县外贸企业出口的货物不适用先征后返增值税的办法。
本通知自文到之日起执行。


2001年4月20日
知识产权在商品交易中应予注意的问题

王春胜

　　
　　一方面，《合同法》中基本摘除了知识产权合同分则；另一方面，《合同法》又并未完全置知识产权于不顾。因为，在并非知识产权的交易中，有时会涉及知识产权问题。《合同法》第137条规定：“出卖具有知识产权的计算机软件等标的物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该标的物的知识产权不属于买受人。”
　　在较早的“专家建议稿“及”试拟稿”中，并无这一条；在1998年9月7日公布征求意见的草案中，虽有这一条，但没有两个逗号中间的那半句话。经知识产权界的建议而最后形成的这个条文，既明确了知识产权之“权”在通常情况下不随物转移，又照顾到诸如我国《著作权法》第18条的特例及当事人自愿权随物转的情况。这一条仍旧存在的缺点是：以“软件”为例不够典型。因为“软件”在现代恰恰是本身可以没有可转移之载体的网络传输作品之一(亦即“直接电子商务”的买卖标的)。如果以“艺术作品原件”之类为例，也许更有利于说明问题。这个意见并非知识产权界未曾提出。只是由于更多、更重大的对《合同法》草案加以修改的其他意见在同一时期过于引人瞩目，这类枝节性意见则未被顾及了。
　　一、商业秘密的特殊保护
　　如果说在《合同法》“技术合同”分则之外，有什么直接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条款的话，那么除了上述第137条外，就只有第43条了。这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知悉商业秘密，无论合同是否成立，不得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合同未成立，仍旧须依《合同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在一般人看来是说不通的，因而在直至1998年12月之前的诸草案中，也并无此说。但毕竟国际上多年的贸易活动(尤其是技术秘密的贸易活动)已把这种责任作为惯例。这种惯例多年前已见于国外专著及国际组织文件中5，并被介绍到中国6。所以《合同法》最后接受了这种看似违背常理，却又是保护商业秘密所必不可少的规定。
　　二、电子商务与知识产权
　　国际与国内的电子商务活动，均不是首先在知识产权产业(哪怕是“知识产权核心产业”如软件产业)中开展起来的。但在国际组织中，它却是首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受到高度重视，并被列为其缔约准备项目之一。在国内的科研领域，又首先是知识产权界开始这方面研究的。原因是无论间接电子商务中的网络广告(也可理解为网络上的“要约邀请”)、网络上的合同谈判与签约，还是直接电子商务中的影视作品、录音作品乃至文学作品的销售，均会广泛涉及商标权、版权等传统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域名权等新兴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不同权利之间的冲突。
　　知识产权界已经走在前面的对电子商务研究，发现了较早《合同法》草案完全未顾及电子合同的法律地位，可能使该法在这一领域滞后的问题，促使《合同法》增加了这部分内容。
　　当然，发达国家如德国，发展中国家如新加坡等国的电子商务立法来看，我国《合同法》中现有的几条对电子合同的规定，是远不够用的。今后可能会增加“电子合同”分则，或另立电子合同法规。但《合同法》总则中的现有规定，毕竟有利于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进入这一“知识经济”的贸易领域，也有利于将来更细化的法规(或分则)的出台。
　　三、“合同”的定义与知识产权的变更
　　究竟在合同的定义条款(亦即《合同法》第2条)把合同界定在“债权债务关系”之内，还是界定在“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之内，在《合同法》整个立法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论。《合同法》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不意味着坚持德国“形式主义”理论的学派占了上风。虽然定义下得宽些，比定义下得窄些更不易出偏差，但认为将原草案的“债权债务关系”修改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并非实质性修改7，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实践中知识产权变更(即转让)的情况来看，无论法国的“意思主义”(按这种理论，应把“合同”界定在“债权债务”范围内)、还是德国的“形式主义”(按这种理论，则应界定在“民事权利义务”之内)，在知识产权的变更面前，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按照法国的“意思主义”，债权合同覆盖了整个物的交易过程；物权变更是债权合同的结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存在直接引起物权变更的其他合同；无论“交付”行为还是“登记”行为，都不过是对抗第三方的条件。
　　但是，法国“意思主义”论者忘记了(或不了解)专利权或商标权的转让登记，决不仅仅是“对抗第三方的条件”而已。一部汽车在一个时间里只可能有一个人在驾驶，一项专利则在同一时间可能有上百人在分别独立地使用。专利的转让如果缺少了登记(及其后必然结果的“公告”)，则无人知晓，也极难推断这百人中谁是权利的“所有人”，谁是权利的“被许可人。于是进一步的社会活动就无从开展了。这是无形的知识产权与有形物的财产权完全不同的地方。
　　按照德国的“形式主义”，则物权变更除债权合同的“意思”之外，另有“外在形式”；这种理论认为不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意思”加登记行为，动产的变更须有债权合同的“意思”加交付行为，亦即债权合同之外，另有物权合同，二者相加，财产权的变更方能完成。
　　但德国的“形式主义”论者论到这里却忘记了：版权转让中，既无任何可交付之物，又无需任何登记。该转让合同一旦签字，有关财产权就自然地变更了。这里不能说“形式主义”论者不了解实践中的这一特例。因为这些论者在自己的专著中明明把“著作权”(即版权)称为“权利物权”。就是说，在述及物权变更时本应想到它，而不仅仅想到“动产”与“不动产”。
　　这样看来，知识产权研究的成果，有可能促进我国民法有关债权及物权的研究，指出其尚待深化的问题，并有可能回答其中的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