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条例

上一篇: 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下一篇: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国资发法规〔2009〕28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资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发展实际，我委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现印发你们。请各地国资委及时向地方党委和政府报告《意见》的主要精神，将《意见》的要求和本地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规范各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职责权限；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继续推进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处理好国资委与政府其他部门、机构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出资人三项主要职责的落实，依法规范出资人行权履责行为；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意见》执行过程中遇到新的情况和问题，请及时向我委反映。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九月十九日



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六大以来，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国务院和省、市（地）两级地方人民政府相继组建国资委，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各级国资委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准确把握出资人职责定位，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普遍加强，企业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国有经济活力和效率大幅提升，主导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实践证明，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和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七大充分肯定了十六大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明确要求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
　　（二）高度重视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存在的薄弱环节。目前各地国有资产监管工作进展还不平衡，一些地方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方式还不完全适应新体制的要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和由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确定本级国资委监管范围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国资委作为政府特设机构的定位还需要准确把握，依法履行的出资人职责还没有完全到位，与国家出资企业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步伐还需要进一步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工作力度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继续完善企业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三）新形势下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的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探索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既是坚持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落实十七大关于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重要精神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提高国有企业抵御金融危机能力、迎接后危机时代各项变革与挑战的迫切要求，同时对于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当前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保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地方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四）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总体要求。各地国资委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和《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完善地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合理界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范围，按照出资关系规范监管方式，落实监管责任，不断优化地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增强地方国有企业的活力和效率，促进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促进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五）进一步加强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基本原则。按照“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规范各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职责权限；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继续推进政府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处理好国资委与政府其他部门、机构及企业之间的关系；按照“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出资人三项主要职责的落实，依法规范出资人行权履责行为；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三、合理界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范围
　　（六）界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范围的原则。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地方企业国有资产由地方人民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范围，依法由本级人民政府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确定，不受任何部门、机构的越权干预。
　　（七）积极探索经营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的方式和途径。对各类经营性国有资产实行集中统一监管，有利于调整优化地方国有经济布局结构，提高企业国有资产配置效率。地方国资委可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逐步将地方金融企业国有资产、事业单位投资形成的经营性国有资产、非经营性转经营性国有资产纳入监管范围。对于新组建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实现政企分开后的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明确出资人机构，确保监管责任的统一和落实。要积极配合做好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与所属企业的脱钩改革、划转接收工作，依法对移交到位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八）根据授权对地方金融企业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地方国资委对地方金融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要立足于企业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依法加强出资人监管，正确处理与金融行业监管的职责分工关系。地方国资委监管企业出资设立或者与其他投资主体共同设立的地方金融企业转让国有股权的，依照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有关规定，由企业决定或者由地方国资委批准，或者由地方国资委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涉及金融行业监管职能的，按行业监管规定执行。
　　（九）建立健全公用事业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对已经纳入地方国资委监管范围的公用事业企业，要坚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原则，依法规范出资关系，确保出资人职责的落实。要加快推进公用事业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保障国有资本在公用事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公用事业企业保障供应、服务民生的重要作用，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要防止通过增设公用事业管理机构、加挂事业单位牌子等方式，影响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的建立和健全。
　　（十）切实加强部分特殊领域的地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对特殊领域的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地方国资委应当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前确实需要由其他部门、机构在过渡阶段对部分特殊领域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应当依法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明确授权，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遵守国家统一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制度。
　　四、准确把握国资委的机构性质和职能定位
　　（十一）依法坚持国资委作为本级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的性质。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条例》的规定，地方国资委是本级人民政府授权的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要牢牢把握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定位，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要对本级人民政府负责，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情况，接受本级人民政府的监督和考核，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
　　（十二）按照“三统一、三结合”原则履行出资人职责。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坚持“权利、义务和责任相统一，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建立健全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继续推进解决管资产与管人、管事相脱节的问题，争取出资人职责到位，防止行权履责中出现缺位、错位和越位，逐步改变目前少数地方存在的部分企业由国资委管资产、有关部门管人管事的体制状况，依法实现对国家出资企业集中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
　　（十三）进一步落实《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法》赋予出资人的三项主要权利。要把党管干部原则和董事会依法选择经营管理者以及经营管理者依法行使用人权结合起来，建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选人用人机制，继续推进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市场化选聘经营管理者的改革，同时建立健全经营管理者考核、奖惩和薪酬制度。要依法加强对国家出资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严格规范决策权限和程序，建立健全“谁决策、谁承担责任”的企业重大事项决策机制。要根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原则和出资人制度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在建立和完善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程中，依法维护和落实出资人的资产收益权。
　　（十四）依法处理与政府其他部门、机构的职能交叉问题。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进一步细化相关职能的分工与衔接，既要落实出资人职责，又要尊重其他部门依法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要注意将地方国资委的出资人监管与有关部门的行业监管、市场监管等社会公共监管区别开来，进一步明确与有关部门在经济责任审计、财务监督、企业负责人薪酬和工资总额管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与执行等方面的具体职能分工，落实地方国资委的相应职责。
　　（十五）准确把握政府交办事项的工作定位。对政府交办的维护稳定、安全生产、节能减排等工作，地方国资委要妥善处理好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注意从履行出资人职责、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的角度，督促企业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规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
　　（十六）做好国资委涉诉案件的应对工作。在国资委依法行权履责中发生的法律纠纷，应当争取适用民事纠纷解决途径，不宜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处理。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将国资委在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中发生的法律纠纷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程序审理的，地方国资委也应当妥善应对。
　　五、依法规范国资委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的关系
　　（十七）国资委与国家出资企业之间要按照出资关系进行规范。地方国资委要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坚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不干预企业依法自主经营。
　　（十八）积极探索完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方式。地方国资委要高度重视制定或者参与制定国家出资企业的章程，保证章程充分体现出资人意志。要加快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重视建立规范的董事会，提高国家出资企业科学决策、防范风险的能力，切实维护出资人权益。要积极探索国资委直接持股方式，依法加强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的监管，规范对国资委委派的股东代表的管理，依法通过股东代表参加企业股东（大）会反映出资人意志，同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要进一步明确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部分职权的授权条件，依法监督其行权行为。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督作用，健全完善国有企业外派监事会制度。
　　（十九）重视发挥国有企业独特的政治优势。要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把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按照参与决策、带头执行、有效监督的要求，积极探索把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融入到企业决策、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要进一步发扬企业职工的主人翁精神，切实加强企业职工民主管理。
　　（二十）依法规范国资委与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之间的关系。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是重要的国家出资企业。要根据出资关系，明确国资委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出资人，充分发挥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国资委推进企业重组和运营国有资本重要平台的作用。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要对国资委负责，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企业合并分立、重大投资、产权转让、债券发行、股权质押融资等方面的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
　　（二十一）加强对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子企业的监管。地方国资委要严格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条例》的规定，尽快明确国家出资企业重要子企业的范围，加强对其合并分立、增减资本、改制、解散、清算或者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的监管。要指导国家出资企业加强对其所出资企业的监管，加快探索完善国家出资企业对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和境外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方式，层层落实出资人责任。
　　（二十二）逐步规范国资委委托行业部门监管部分企业的行为。根据本级人民政府授权，一些地方国资委委托行业部门监管部分企业的，应当依法规范国资委与行业部门以及委托监管企业之间的关系。地方国资委要通过办理工商登记等手续，明确与委托监管的国家出资企业的出资关系。要与行业部门订立委托监管协议，明确双方的职责权限。
　　六、加强地方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
　　（二十三）依法维护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的统一性。加强地方企业国有资产的基础管理，是地方国资委的一项重要职能。地方国资委要依法负责地方企业国有资产的产权登记、清产核资、资产统计、资产评估监管、综合评价等基础管理工作。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逐步建立本地区统一的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体系，积极探索覆盖本地区全部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工作的方式和途径。
　　（二十四）重视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分析工作。要注意与有关部门的衔接协调，统一做好地方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和地方其他企业国有资产的统计分析。要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本地区企业国有资产总量、结构、变动、收益等汇总分析情况，防止企业国有资产统计出现空白，同时避免重复统计、增加企业负担。
　　（二十五）加强地方国有企业改制重组过程中的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要依据《企业国有资产法》和《条例》有关规定，指导改制重组企业做好清产核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准确界定和核实资产，客观公正地确定资产的价值，规范与关联方的交易、国有资产转让等重要环节，切实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七、加强对市（地）级、县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指导监督
　　（二十六）依据《条例》有关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国资委要结合本地实际，切实加强对市（地）级、县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指导和监督。要把握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基本原则，指导市（地）级人民政府合理界定企业国有资产监管范围，准确把握国资委的机构性质和职能定位，依法规范市（地）级人民政府国资委与国家出资企业的关系，加强企业国有资产基础管理。要特别重视企业国有资产监管与运营合法合规性的监督，加强对市（地）级、县级人民政府所属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国有资产转让的监督，采取有力措施，维护国有资产出资人的合法权益，切实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维护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注意做好改制企业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指导优化本地区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推进地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本地区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
　　（二十七）继续探索完善市（地）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要适应地方国有经济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要求，加快探索解决一些市（地）级人民政府国资委和政府其他部门、机构合署办公的现状与国资委作为特设机构定位的矛盾。要重视指导市（地）级人民政府国资委加强股权多元化企业的国有资本管理，维护好出资人权益。要总结近几年来各地对县级企业国有资产“有专门监管比没有专门监管好、集中监管比分散监管好”的经验，按照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的要求，指导县级人民政府明确县属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主体及其职责，加快落实监管责任，不断探索既符合改革要求又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县属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方式和途径。对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国资委共同持有企业股权的，要坚持分级代表、同股同权或者按照章程约定，依法规范共同监管的途径和方式。
　　八、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能力和水平
　　（二十八）进一步重视加强国资委的自身建设。要继续完善内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努力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运作机制。要加强国资委机关干部队伍建设，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把握科学发展的规律、国有资产监管的规律、企业发展的规律和经济运行的规律，全面提高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的能力和水平。要按照“先立规矩、后办事”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大力培育机关合规文化，严格规范行权履责程序，重视加强国资委行权履责中的法律风险防范。
　　进一步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工作，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极具探索性，极具挑战性，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地方国资委要在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根据本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区实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地方国有资产监管工作的新局面，为不断发展壮大国有经济继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所谓具体的诉讼请求，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要求法院作出某种判定的要求，是原告在诉讼上对被告提出的实体权利请求，在内容和所涉及的范围上，必须具体化且能够界定。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既出现了较为复杂多样的诉讼请求如递补型诉讼请求，也出现了诉讼请求列置不当需法官释明等情况。如何把握这些问题，在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定的空白和争议。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审判经验，对这些疑难问题做一简要分析。


一、如何理解递补型诉讼请求

一般情形下，诉讼请求的列置只要是有事实与法律依据，符合汉语语法及修辞、符合法律逻辑、指向具体且明确，即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但是，在丰富的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当事人因同一基础事实主张权利，向法院提起诉讼后，并不能只通过一个诉讼就解决其诉争问题，而需要多次相互关联的诉讼，才能获得其起诉时希望得到的裁判结果。延伸到立案及审判实践中，则会出现在一个诉中提出多个诉讼请求的现象，或当事人就其主张的相同事实与理由，提出顺位的或互相排斥的请求，当前一请求被支持或驳回时，请求法院就后一请求进行审理。由此，审判实务及民事诉讼法理论界出现了对递补型诉讼请求的探讨。递补型诉讼请求又分为递进型的诉讼请求和替补型的诉讼请求两种情况。


（一）关于递进型诉讼请求

递进型的诉讼请求，是当事人基于一个生活事实，提出要求对方给付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讼风险，或原告在被告答辩后发现被告就给付请求的原因关系也予以否认的，原告可以在要求给付的同时，提出确认之诉，请求法院在支持其确认之诉后，继续审理给付之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呈现递进的关系，互不排斥，前一诉请得到支持，后一诉请方得以继续审理。

对于这样的诉讼请求，从诉讼经济和诉讼效率的角度出发，主流观点认为，确认之诉无须单独提起，只要在诉讼中形成争议即可成为裁判对象，或者，诉讼请求可以列置为递进式的“确认之诉+给付之诉”。特别是，因为确认合同的效力是解决合同纠纷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即便当事人并未提出确认合同效力的诉讼请求，法官在案件审理中也应先对合同效力依法审理并确认。并且，当事人也可以在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同时，提出其他请求事项。


（二）关于替补型诉讼请求

替补型诉讼请求，是指两个诉讼请求呈现出“或”的关系，互相排斥且有主次之分，只有在第一诉讼请求无法得到法院支持的情况下，法院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又称预备合并之诉，第一诉讼请求称之为主位请求，第二诉讼请求称之为预备请求。

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未对当事人能否提起该类诉讼请求作出明确规定。在早期的司法实践中，法院遇到该种提起诉讼请求的方式时，通常会要求原告明确其诉讼请求，不允许出现“或”字样，主要目的是为防止诉讼外的将来事实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将造成诉讼处于长久不定的状态。但是，随着对民事诉讼法理论及诉讼经济与效率原则的探讨，有观点认为，预备合并之诉中的预备请求是以诉讼内的主位请求支持与否为条件的，其是可以掌控的，不会使预备请求的法律效果长久处于未定状态。因此，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有一些允许带有“或”字样的诉讼请求出现在起诉状当中，但对具体如何把握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构建问题仍处于空白状态。

笔者认为，替补型诉讼请求虽然是两个互相排斥的请求，但系基于同一基础事实而产生，且均系当事人为实现其基于同一基础事实的实体权利诉求而提出的诉讼请求。如果不允许当事人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当事人的第一诉讼请求败诉，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需要重新提起诉讼。而每个案件单独计算的审理期限和诉讼费用，无疑将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难度。更进一步的是，当事人即便通过漫长的诉讼程序最终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其来讲实际意义已经减损；并且，法院基于同一基础事实发生多次诉讼，并分别作出多次判决，当事人需要理顺法院多次裁判的关系，才能得出最终的判决结果，给当事人理解法院裁判增加了难度，进而影响法院的审判效率，影响法院的裁判权威。因此，笔者认为，适度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是立法和司法发展的方向之一。

但是，认可替补型诉讼请求绝非一项简单的工作，其还需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一是当事人在任何情况下均可以提出替补型诉讼请求吗？应在何种阶段提出？二是当事人提出该类诉讼请求应该如何收取诉讼费用？三是法院审理该类诉讼请求后，应如何作出裁判？四是一审法院裁判后，当事人应如何提出上诉？

对于上述问题的认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争议。笔者初步认为，基于替补型诉讼请求产生于同一基础事实且请求有主次先后之分的特征，当事人仅有在因一个基础事实产生争议并有可供选择的实体请求权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该类诉讼请求，且为维护司法的稳定性和司法权威、防止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应该在起诉之初即提起该类诉讼请求；对于该类诉讼请求，法院可考虑根据诉讼标的或诉请内容，酌情收取诉讼费用，不宜简单仅收取第一诉讼请求应缴纳的诉讼费用，也不宜简单将第一诉讼请求和第二诉讼请求所对应的诉讼费用相加得出该案应收诉讼费用；法院审理该类案件时，应首先审理第一诉讼请求，只有在不予支持第一诉讼请求时，才就第二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并在裁判中明确支持或不予支持的诉讼请求；由于原告之所以将第一诉讼请求置首，是因为其综合法律及经济因素考虑后选择的更希望法院支持的请求，因此，一审裁判后，只要原告的第一诉讼请求未能得到法院支持，原告均可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此外，递补型诉讼请求整体制度的构建还需与起诉制度、诉讼及答辩程序、中间裁判制度、法官释明权等多项现有或可能在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出现的制度相配合，同时也与当事人诉讼能力、法律服务普及度等诸多因素相关。将递补型诉讼请求纳入民事起诉时的具体的诉讼请求调整范畴，尚需更为充分的论证和扎实的制度基础。


二、如何把握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诉讼请求是整个审理和裁判的核心，具体的诉讼请求看似容易把握，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没有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不能要求当事人法律知识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所以，作为以请求权为基础表现出来的诉讼请求在司法实践中仍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需要法官行使释明权对列置不当的诉讼请求进行调整或变更。法官行使释明权的时间既可以在立案前，如立案审查时发现当事人提起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关于具体的诉讼请求的要求，行使释明权请当事人调整或变更诉讼请求；也可以在立案后实体审理中，如法官在实体审判中发现当事人诉讼请求存在问题时，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

对于实体审理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该条规定体现了：第一，诉讼请求的列置取决于对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如在审理中发现当事人起诉的合同性质并非其所主张的合同性质，进而会对合同约定的效力及各方权利义务的分配产生影响，则法官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第二，对民事行为效力的认定同样会决定当事人权利主张的内容，如当事人基于合同有效主张对方违约应给付违约金，但经法院审查合同应属无效，合同约定的违约金条款自然不具备法律效力，则法官亦应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在此种情形下，当事人有权选择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但如果坚持不予变更，将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

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存在被泛化理解的现象，即法官并非以上述第三十五条规定情形为由释明变更诉讼请求，而是根据实际审理及裁判执行的难度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

例如，在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因买卖合同并未约定买方向卖方购买公寓房屋的具体房号、楼层、朝向等具体信息，仅约定买方购买该公寓居住面积的40%，买方起诉要求分割房产存在即使胜诉也难以执行的问题。经审理，法官释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解除合同、赔偿损失。在此情形下，原告将考虑：实体上，按照法官释明变更诉讼请求应该也具有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程序上，该情形下变更诉讼请求应否受变更需在举证期限届满前的规定；原诉讼请求和变更诉讼请求何者更能取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更能实现其实体权益；对变更诉讼请求后可能增加且需原告补交的诉讼费用是否有能力承担。在该种情形下，原告具有是否变更诉讼请求的选择权，原告不予变更的，也不必然承担败诉的风险，但可能面临其他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因此，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了法官可以行使释明权变更诉讼请求，但对于变更诉讼请求提起的时间、如何变更、原告会否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等问题尚缺乏更为深入的探讨，也缺乏大量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支持。如果要将法官在疑难案件中释明变更诉讼请求的权利落到实处，尚需要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总结。


（作者单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