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山东省人民政府
山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238号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已经2011年5月25日省政府第101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姜大明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依法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本规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在法定权限内，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
第四条 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
第五条 行政机关应当公正行使行政权力，平等对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量权应当符合立法目的，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选择最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方式。
第六条 行政机关应当将实施行政行为的依据、过程和结果依法公开。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政文件、档案，应当依法允许查阅、摘录、复制。
第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行政行为取得的正当权益受法律保护。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机关不得撤销、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决定；因公共利益或者其他法定事由必须撤销或者变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此遭受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补偿。
第八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提出行政管理的意见和建议，行政机关应当提供必要条件，采纳其合理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可能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除法定情形外，应当书面告知其事实、理由、依据，陈述权、申辩权，以及行政救济的途径、方式和期限。
第十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应当遵守法定期限或者承诺期限，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本规定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实施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和政府工作部门法制机构负责本规定实施的具体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和机构编制、监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好本规定实施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行政程序主体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未作出明确规定的，上级行政机关应当按照有利于发挥行政效能、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管理重心适当下移等原则确定。
第十三条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应当以其隶属的行政机关的名义作出行政决定，并由该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法定授权范围内，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委托行政机关或者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行使行政职权，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应当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条件，并在委托的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由委托行政机关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得将受委托的行政职权再委托给其他行政机关、组织或者个人。
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将受委托主体和委托的行政职权内容向社会公告，并对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行使受委托行政职权的行为进行指导、监督。
第十六条 行政机关与受委托行政机关、组织之间应当签订书面委托协议，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备案。委托协议应当包括委托依据、事项、权限、期限、双方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等内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解除委托协议，并向社会公布：
(一)委托期限届满的；
(二)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超越、滥用行政职权或者不履行行政职责的；
(三)受委托行政机关或者组织不再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条件的；
(四)应当解除委托协议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机关应当请求相关行政机关协助：
(一)独立行使职权不能实现行政目的的；
(二)不能自行调查、取得所需事实资料的；
(三)执行公务所需文书、资料、信息为其他行政机关所掌握，自行收集难以取得的；
(四)应当请求行政协助的其他情形。
被请求协助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履行协助义务，不得推诿或者拒绝。不能提供协助的，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请求机关并说明理由。
因行政协助发生争议的，由请求机关与协助机关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决定。
第十八条 行政机关的地域管辖权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确定；没有明确规定的，由行政管理事项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涉及公民身份事务的，由其住所地行政机关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行政机关管辖；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都不明确的，由最后居住地行政机关管辖；
(二)涉及法人和其他组织主体资格事务的，由其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行政机关管辖；(三)涉及不动产的，由不动产所在地行政机关管辖。
第十九条 行政机关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启动行政程序后，认为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并通知当事人；受移送的行政机关认为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不得再行移送，应当报请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依照前款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的，视为已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第二十条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对同一行政管理事项都有管辖权的，由先受理的行政机关管辖；发生管辖争议的，由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情况紧急、不及时采取措施将对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的，行政管理事项发生地的行政机关应当进行必要处理，并立即通知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
第二十一条 行政机关之间发生职权争议的，由争议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涉及职权划分的，由有管辖权的机构编制部门提出协调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二)涉及执行法律、法规、规章的，由有管辖权的政府法制机构依法协调处理；涉及重大事项的，由政府法制机构提出意见，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第二十二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本人未申请回避的，行政机关应当责令回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回避申请：
(一)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
(二)与本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
(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其他情形。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回避由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决定。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的回避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行政机关决定。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行政程序中，依法享有申请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程序，应当履行服从行政管理、协助执行公务、维护公共利益、提供真实信息、遵守法定程序等义务。
第三章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照法定职权，对关系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下列事项作出的决定：
(一)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政策措施，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
(二)编制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
(三)编制财政预决算，重大财政资金安排；
(四)研究重大政府投资项目和重大国有资产处置；
(五)制定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人口和计划生育、教育、医疗卫生、食品药品、住宅建设、安全生产、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
(六)确定和调整重要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以及政府定价的重要商品、服务价格；
(七)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
(八)需要由政府决策的其他重大事项。
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事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并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行政决策程序参照本章规定执行。
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和制定政府规章，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突发事件应对的行政决策程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的智力和信息支持系统，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第二十七条 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事项行使决策权。决策事项承办单位依照法定职责确定或者由政府行政首长指定。
第二十八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信息，并按照决策事项涉及的范围征求有关方面意见，充分协商协调，结合实际拟定决策方案。
对需要进行多个方案比较研究或者争议较大的事项，应当拟定两个以上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
第二十九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对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进行社会稳定、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风险评估；未经风险评估的，不得作出决策。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对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进行合法性论证，必要时也可以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第三十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组织相关领域专家或者研究咨询机构，对重大行政决策方案进行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论证。专家论证意见应当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一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根据重大行政决策对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采用座谈会、论证会和互联网发布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对合理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以适当方式说明理由。
第三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举行听证会：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
(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三)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的。
第三十三条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5日前公告下列事项：
(一)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二)拟作出行政决策的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资料；
(三)申请参加听证会的时间、方式。
第三十四条 与听证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申请参加听证会。
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听证公告确定的条件、受理申请的先后顺序和持不同意见人员比例相当的原则，合理确定参加人。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可以根据需要邀请有关专业人员、专家学者参加听证会。
申请参加听证会的人数较多的，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随机选择参加人。
听证参加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听证记录人查明听证参加人到场情况，宣布听证会纪律；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介绍听证主持人、听证记录人，宣布听证会内容；
(三)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工作人员陈述；
(四)听证参加人发表意见；
(五)围绕听证事项进行辩论。
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并交听证参加人签字或者盖章。听证主持人根据笔录制作的听证报告应当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三十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方案提交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前，决策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将该方案交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并作出决策。
合法性审查的内容应当包括下列事项：
(一)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二)是否超越法定职权；
(三)是否违反法定程序；
(四)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 政府行政首长将重大行政决策方案提交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决策事项承办单位作决策方案说明；
(二)政府法制机构作合法性审查说明；
(三)政府分管负责人发表意见；
(四)会议其他组成人员发表意见；
(五)政府行政首长发表意见。
第三十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由政府行政首长作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暂缓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
作出暂缓决定超过1年的，决策方案退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应当记录重大行政决策方案的讨论情况及决定，对不同意见应当载明。
第三十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方案依法应当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或者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程序上报批准或者提请审议决定。
第四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后，应当依照政府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自作出决定之日起20日内向社会公布。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跟踪调查、考核等措施，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执行机关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监督机关应当加强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执行情况的监督。
执行机关发现重大行政决策所依赖的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或者因不可抗力导致决策目标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实现的，应当及时报告；执行机关、监督机关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决策及其执行违法或者不适当的，可以向决策机关提出。决策机关应当认真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订决策的决定。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重行政大决策的执行情况组织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第四章 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所称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政府规章外，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的，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具有普遍约束力，可以反复适用的规定、办法、规则等行政公文。
行政机关制定的内部工作制度、人事任免决定、对具体事项的处理决定、工作部署、向上级行政机关的请示和报告以及其他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没有直接影响、不具有普遍约束力、不可以反复适用的公文，不适用本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厅(室)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政府规范性文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范性文件。
议事协调机构、政府工作部门的派出机构和部门内设机构不得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四十四条 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不得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不得违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
规范性文件对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作出具体规定的，不得与所依据的规定相抵触。
第四十五条 涉及两个以上政府工作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需要制定规范性文件的，应当由本级人民政府制定政府规范性文件，或者由有关部门联合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
制定部门规范性文件，涉及社会关注度高或者涉外、涉港澳台事项时，应当事先请示本级人民政府同意。
第四十六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以提议制定规范性文件。
第四十七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方式广泛听取意见。
规范性文件的内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公众有重大分歧的，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或者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的，起草部门应当组织听证。
规范性文件涉及重大行政决策的，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规定。
第四十八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合法性审查由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负责，分别就制定主体、权限、程序、内容、形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向制定机关提交合法性审查报告。对合法性审查中发现的问题，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制定机关不具有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法定权限，或者主要内容不合法的，建议不制定该规范性文件；
(二)应当事先请示本级人民政府同意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尚未请示的，建议待请示本级人民政府同意后再制定；
(三)应当公开征求意见但是尚未征求、应当组织听证但是尚未组织、应当经专家论证但是尚未论证的，建议退回起草部门补正程序；
(四)具体规定不合法的，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第四十九条 制定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直接影响的规范性文件，应当由制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并由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者其委托的负责人签署。
因发生重大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其他社会安全事件，以及执行上级机关的紧急命令和决定等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经合法性审查后，可以直接提请制定机关主要负责人或者其委托的负责人决定和签署。
第五十条 制定规范性文件实行统一登记、统一编制登记号、统一公布制度。未经统一登记、统一编制登记号、统一公布的规范性文件无效，不得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室)的规范性文件，由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在完成合法性审查后登记、编制登记号。
部门规范性文件应当自签署、编制文号之日起5日内，由制定机关的法制机构将规范性文件纸质文本与电子文本、起草说明、合法性审查报告和制定依据等材料送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符合要求的，政府法制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5日内登记、编制登记号，出具《规范性文件登记通知书》；不符合要求的，不予登记并书面说明理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和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参照前款规定，由其上一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登记、编制登记号。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将规范性文件自登记、编制登记号之日起5日内交本级人民政府办公厅(室)，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统一公布。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室)的规范性文件，应当按照规定自统一公布之日起3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送备案。部门规范性文件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乡镇人民政府的规范性文件，经登记、编制登记号后，不再另行报送备案。
第五十三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载明有效期和施行日期。
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3年至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1年至2年。有效期届满的，规范性文件自动失效。规范性文件施行日期与公布日期的间隔不得少于30日。但是，规范性文件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影响法律、法规、规章、上级规范性文件执行，或者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制定机关应当于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进行评估，认为需要继续执行的，按照本规定重新登记、编制登记号、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重新计算有效期；需要修订的，按照制定程序办理。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公布现行有效的和已经失效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方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查询。
第五十五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规范性文件违法的，可以向制定机关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提出书面审查申请。接到申请的制定机关或者政府法制机构应当受理，并自收到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处理；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处理完毕的，经审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期限最多不超过30日。处理结果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第五章 行政执法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行政执法，是指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作出的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征收等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
第五十七条 与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一般由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机关实施。
县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在必要时，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实施行政执法，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五十八条 行政执法应当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
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行政执法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不得违法干预行政执法。
第五十九条 行政执法不得滥用行政裁量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裁量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对行政裁量权的标准、条件、种类、幅度、方式、时限予以合理细化、量化。
细化、量化行政裁量权，应当考虑下列情形：
(一)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立法目的、法律原则；
(二)经济、社会、文化等客观情况的地域差异；
(三)行政管理事项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影响；
(四)可能影响行政裁量权合理性的其他情形。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确认本级行政区域内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省以下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由省人民政府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告。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并取得行政执法证件，持证上岗。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执法人员的证件使用有专门规定的，从其规定。
国家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人员使用国家统一规定的行政执法证件的，由该行政机关报本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六十一条 根据国务院的授权，省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依法设立的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部门，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经国务院批准，省人民政府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可以组织相关行政机关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中的行政执法决定，由参加联合执法的行政机关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分别作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六十三条 行政执法事项需要行政机关内设的多个机构办理的，该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一个机构统一办理。
对涉及两个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共同办理的事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确定一个部门统一受理申请，将相关事项抄告相关部门，实行并联办理。
第六十四条 行政执法直接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且不属于必须立即执行的，行政机关应当先采取教育、劝诫、疏导等方式，促使其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纠正错误。违法情节轻微，经教育后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可以不予追究法律责任。
第六十五条 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节 程序启动
第六十六条 行政执法程序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或者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请启动。
行政机关依职权启动行政执法程序，应当由行政执法人员填写审批表，报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情况紧急的，可以事后补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申请事项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申请行政机关启动行政执法程序。
第六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申请启动行政执法程序应当采取书面形式。
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事项；
(三)申请的事实及理由；
(四)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时间。
申请人书写确有困难的，没有必要以书面形式申请的，或者紧急情况的，可以口头申请，行政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经申请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确认内容无误后由其签名或者盖章。
第六十八条 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申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理；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当场不予受理，并告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的错误可以当场更正的，应当允许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视为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限定期限内未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按照行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受理。
行政机关受理或者不受理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第三节 调查和证据
第六十九条 行政执法程序启动后，行政机关应当查明事实，收集证据。
行政机关调查取证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
因调查事实、收集证据确需勘查现场的，行政机关应当通知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到场；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拒绝到场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载明。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说明调查事项和依据，否则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
第七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配合行政机关调查，提供与调查有关的真实材料和信息。知晓有关情况的其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应当协助行政机关调查。因协助调查产生的合理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调查取证应当制作笔录，由行政执法人员、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见证人签字；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见证人拒绝签字的，不影响调查结果的效力，但是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载明。
第七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手段，客观、全面地收集证据，不得仅收集对当事人不利的证据。
当事人有权以书面、口头或者其他方式向行政机关提供证据。
当事人有权提出调查证据的申请。行政机关不受理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并记录在卷。
第七十二条 行政执法证据有下列几种：
(一)书证；
(二)物证；
(三)当事人陈述；
(四)证人证言；
(五)视听资料；
(六)鉴定结论；
(七)勘验笔录、现场笔录。
第七十三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
(一)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
(二)以非法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取得的；
(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
(四)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且相关人员不予认可的证据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五)被技术处理而无法辨认真伪的；
(六)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证人提供的证言；
(七)境外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
(八)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和关联性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七十四条 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因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或者申辩而加重处理。
对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应当予以记录并归入案卷。
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行政机关应当进行审查，采纳其合理意见；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四节 听 证
第七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适用本节规定：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应当听证的；
(二)行政机关依法告知听证权利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的；
(三)行政执法决定作出前，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主动申请听证，行政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
(四)行政机关认为有必要听证的其他情形。
听证应当公开举行，但是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申请旁听。
第七十六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主动申请听证或者行政机关依法告知听证权利，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的，应当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书面申请。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超过规定期限未申请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七十七条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申请听证符合条件的，行政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受理，并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组织听证；不符合条件的，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第七十八条 行政机关组织听证，利害关系人明确的，应当在举行听证会的7日前，书面通知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下列事项：
(一)听证事项、内容；
(二)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
(三)听证机关的名称、地址；
(四)听证主持人、记录人的姓名、职务；
(五)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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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规范到思维：商法学研究的转向及其对商事审判的意义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2013年年会述评
2013年10月12日至13日，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年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此次年会的主题是法治国家建设中的商法思维与商法实践，围绕商法思维与商法理论体系构建、商法思维与商事立法、商法思维与商事裁判、商法思维与商事法律解释四个议题进行研讨。本文拟就会议研讨情况作简要介绍，并据此就商事审判与商法思维的关系问题作粗浅探讨。
一、关于商法思维的讨论
1.为什么要提出商法思维
中国商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王保树教授认为，我国虽然有商法，但对商法思维的研究和重视不够，主要体现为以民法思维认识商法问题较多，对商法思维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不够。中国人民大学叶林教授认为，商法思维由法院在商事审判实践中首先提出，并成为商事审判的重要指引，学界有进一步加强商法思维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商事立法、商法学研究的必要。复旦大学胡鸿高教授则认为，提出商法思维，既有历史原因，即商法的法典化程度不高，需要进行法典解读；也有现实原因，如政治上官本位、经济上不公平竞争、社会文化上的重农抑商等。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商法思维有利于解决我国当前的实践问题，即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的不独立和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商事思维有利于解决企业的财产独立与人格独立，解决外力、公权力干预过多，缺乏平等的市场竞争问题。
2.关于商事思维的界定
王保树教授认为，商法思维主要是指商法领域的法律职业者（或法律人），包括商事立法者、法官、仲裁员、检察官、教授、律师的特定从业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在从事商法职业的决策过程中按照商法的逻辑，思考、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要包括关注商人和商事交易的特殊性、尊重商人的营业自由、促进交易、方便交易、注意外观主义的适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企业的促成与企业的维持等。范建教授将商法思维的界定落脚于商事思维上，认为商事思维是运用商事思想处理商事活动的方法，是商事原则的思维出发点和归宿点。商事思维的核心是效益与安全，在立法上，既体现为对商事单行法的指引，也是未来制定《商事通则》的指引；在司法上，体现为尊重商人的自治、促进交易的实现、凸显表示主义的重要意义；在商事活动上，体现为促进商人守法经营和创新，规避社会风险。台湾大学王文宇教授提出“商法新思维”的概念，他认为，应当以商事合同作为建构商法新思维的起点，在商法缺乏明文规定时，法院固然可以考虑援用民法的规定，但如援用的结果与实际要求相违背，则应该回归商法的基本原则与法理，不拘泥于民法的规定；应充分尊重交易背后的经济逻辑与商业考虑，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立法空白的问题。
3.关于商法思维的内涵
有学者认为，商法思维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私法思维，与公法思维相对应；二是特别法思维，即从商事交易、商事习惯，从商法的价值取向、理论体系出发认识商法问题，不应套用民法规范。商法思维在追求安全、效率的价值理念上决定了其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民法有关有体物和无体物的划分已经不能适用商法，特别是金融法发展的实际，传统的民法思维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生活中的物权关系、财产关系的需要，无法解决现实生活实际。有学者则就商法思维和商人思维作出了进一步区分，认为商人思维是追求营利，商法思维的特点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商法对商人行为的规制应放在安全上。商事思维是指营业的自由、效率，商法思维要确立商人的严格责任和商人的自我责任。在立法上，由前置审批转变为事后责任。商法体系的建设，应该淡化逻辑色彩，注重实用主义。商法研究的创新要注重实证研究，借鉴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不限于逻辑演绎。有学者从学科分类的角度，提出商法思维不仅包括法律思维，还包括经济学的思维、市场经济的思维。有学者从部门法的角度，强调商法思维与刑法思维、经济法思维的差异性；还有的学者对商法思维进一步细分，提出公司法思维、票据法思维、保险法思维、海商法思维等。多数学者则是从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性来认识商事思维的内涵与特点，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商法学者不应过分强调商法思维的特殊性，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在基本原理上是相同的，所以商法思维只是基于商法裁判的思维，只在商事裁判中才有特殊性，其他应服从于共性。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是度的问题，还是质的问题。
4.关于商事思维的实践运用
北京大学刘凯湘教授着眼于商法思维的实现途径，认为商法思维的核心是怎样通过立法、商事审判、司法解释解决商事纠纷，影响和引导经济活动，以及如何将抽象的商事思维体现在商事司法解释和商事审判中。比如对民间借贷案件，以民事合同的角度，还是商事交易的习惯去解决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效力问题。有学者提出，明确商事审判、商主体、商事合同的概念是讨论商法思维的基础，并分别从主体和行为的角度，提出了对民与商区分的概念。有学者强调，将商法思维理论贯彻到商事审判中，要进行类型化思考，比如商事侵权的类型化研究问题。另有学者指出，商法技术性强，故商事法官不仅要具备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还要有经济学方面、金融学方面的知识或者专业背景。兰州商学院任先行教授则强调，商法是市场经济的大宪章，实践商法思维，要确立重商思维、商本位思维，并建立独立的商事司法体系，如商事法庭或商事法院。商法内容应该以买卖法为中心，加强金融立法、建立独立的商事担保制度、商事诉讼时效制度、商事责任制度。另有部分学者提出，要以商法思维指导公司法、证券法的修改，以及商事司法解释的制定。
二、商法思维的理论探讨之于商事审判的实践意义
本届商法学年会的主题以商法思维为重心，体现出商法学研究由商事单行法的规范性研究向商法抽象思维、商法分析方法的转向。虽然会上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此类研究系空中楼阁，但从商事审判实践的角度来看，却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商法思维与商事审判理念的关系
学界所称的商法思维，既包括了商法的价值追求对商事立法的要求，也包括了对商法审判的指引。但从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来看，法官运用商法思维，则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亦即以什么样的理念、规则、价值取向来指导商事审判实践。学界争论较多的商法思维与民法思维的差异问题，在审判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商事审判理念和民事审判理念的差异问题。
2.商事审判与商法的关系
在学理上，我国的商法学研究系以公司、证券、票据、保险、破产等传统的商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为重心，对商事合同问题关注较少。而在人民法院的商事审判实践中，商事买卖、金融借贷等合同类案件却始终在人民法院受理的商事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商事合同与民事合同均适用合同法，因此，是否应在当事人的注意义务、损失赔偿范围、违约责任认定和违约金调整方面体现出二者的差异，就成为商法思维在商事合同案件审理中的重要体现。在年会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人士认识到，已有商法学研究对商事合同问题研究的疏漏，以及由此和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所审理的商事案件重心出现的一定程度的偏差，并提出，商法学的研究应当由对特殊商行为、商事特别法的关注，转向对包括商事买卖在内的一般商行为、实质商法的关注。
3.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商法思维在商事审判中的运用应当着眼于三个方面：一是商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分，这是运用商事思维的前提。目前，民、商案件的区分标准是主体或案由，学界认为是商主体与商行为的区分标准问题，但二者均未能避免交叉混同。笔者建议客体标准，即以争议标的是否为资本为标准，商事买卖中的货物、金融借贷中的货币、公司诉讼中的股权、票据案件中的票据等，仅为资本的不同表现形式，为卖而买，以实现资本的增值，才是商的本质。二是商事审判理念在商事合同案件中的运用。在2013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指出，民事审判在价值追求上侧重于以人为本，体现对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特殊保护；商事审判则侧重于鼓励交易，增进财富，系以交易的安全和快捷为目的。因此，就民事合同与商事合同而言，二者在主体的交易能力、司法介入的着力点、对财产安全的保护重心、责任承担的依据和标准、损失补偿的内容与范围方面均有不同，故在个案的司法考量上，应当体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三是运用商法思维进行法律解释。商事案件中的法律争议，主要源于商事单行法规定的不明，比如股权转让的模式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类推适用民法规范，如债权变动模式，还是物权变动模式，抑或是扬弃民法规范，采取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的思路，确立独立的股权变动模式。对此，学界和法院均尚未形成共识。会上，王文宇教授提出的商法新思维对此问题的解决富有启发，即对商法中的立法空白，可先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中的类似制度，如类推结果违背商事交易的规律及商法的价值追求，则可根据商法的价值追求确立新的商法规范。对确无民法规范可直接援引或类推适用的商事交易，也不应当简单否定商事交易的效力，而是应当尊重商人的创新，从合同解释的角度，解决商事交易中的诉争。这样的思路，为解决商事审判中的让与担保、“商铺租赁权质押”等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争议问题，也提供了有益的解决思路。质言之，对商事案件中的争议问题，应当以合同解释为中心，以类推适用民法规范为一般路径，以商法的价值追求为据进行漏洞填补为补充，避免以民法思维和民法规范简单否定商事交易模式。
从规范到思维的转向，体现出商法学研究对商法价值追求在商法实践中运用的关注，而在今年9月召开的全国法院商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奚晓明副院长提出的深化商事理念的要求，也体现出对商法思维的运用已经进入司法层面，二者可谓殊途同归。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商法理论与商事审判实务的互动必将共同推动商事审判的发展和市场经济的繁荣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
